【核心看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要求我国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工业革命中创造和释放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关键要最大限度激发人的活力。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长河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我国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或新一轮产业变革。从历史经验、客观基础等来看，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我国已具备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基础

　　按照关键投入品、主导技术及产业、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标准，世界经济史上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跃升。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新工业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当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有能力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

　　一方面，我国已达到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基本产业技术门槛。根据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或引领国不一定是当时经济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也一定不是经济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需要达到一定的产业技术门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英国是最领先的国家，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国不是英国，而是发展水平不如英国的德国和美国。不过，当时的德国和美国也并非经济技术薄弱国家，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追赶指数，即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与领先国家人均GDP之比，是衡量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较好指标。若考虑将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作为工业革命引领国须达到的产业技术门槛的经验值，中国发达地区目前已基本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在新工业革命可能孕育的部分领域，如数字经济等领域，已经具备一定优势，基本具备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可以为新工业革命提供巨大的驱动力。新工业革命的驱动机制有两个。一是需求引领。我国庞大的国内需求将为新工业革命提供需求条件，诱导新技术的扩散和新产业的发展。二是供给驱动。新工业革命需要更多跃迁式创新，需要更多发挥新创企业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这需要维持足够的企业纵向流动性，确保企业有足够的创新活力，推动更多的新创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庞大的市场空间可以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提供更大舞台，是维持较高企业纵向流动性的重要保障，将有利于推动新工业革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