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党政院校 >> 理论视角
张福贵:中国文论建设最重要是做到学术突破
2018年05月14日 09:40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张福贵 字号
关键词:文学史;中国文论;中国文论;教科书;

内容摘要:在当下学科体系评价中,中国语文文学学科特别是现在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价中,面对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从现代文学史来看,迄今为止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和教科书著作,已经将近700部,那我们要问在这700部文学史教科书著作中,你能找出几部与众不同的、具有学术个性和审美个性的著作呢?因为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意义概念,因而它的学术前提就规定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因此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样式、作家作品全都排除在外,包括“不革命的文学”“非革命的文学”,包括旧的文学形式。这样我们会看到,无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其实机制的制约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关键。

关键词:文学史;中国文论;中国文论;教科书;

作者简介:

  在当下学科体系评价中,中国语文文学学科特别是现在双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价中,面对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在若干学科中,中文所占的份额是最小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无能为力去改变这种价值体系。对我们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身的学术突破。

  怎么才能做到学术突破呢?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要从史料性的研究对既有文学史的评价中获得颠覆性的突破是非常难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我们有多少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能够颠覆已有的文学史的常识、原理和评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实现一种真正的学术突破,就需要在一种政治理性和学术理性的基础上,反思我们已经认定为常识和原理的学术前提。这些学术前提其实是比比皆是的。尤其是我们长期对这种常识的认定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在论证的时候,往往不是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而是作为讨论的起点。很多学术结论是从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证明我们原有学术前提的正确。因此在文学史的编撰中,在我们对于重大的文学理论或者其他的学术问题研究中,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相近的。

  如果从现代文学史来看,迄今为止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和教科书著作,已经将近700部,那我们要问在这700部文学史教科书著作中,你能找出几部与众不同的、具有学术个性和审美个性的著作呢?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使用了在一种学术前提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的阐释方式。那么学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一种原理的、常识性的一些基础知识。就现代文学而言,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多少年,我们对于现代文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命名从来缺少一种真正的怀疑和反思。我们过于习惯接受已经既定的价值体系,由此作为我们的评价标准和批评标准,然后得出符合前提的结论。我们想一下,从中学开始每一种教科书的绪论基本上都已经给我们规定了若干前提。这些前提不仅制约到我们的学术研究,而且也制约我们的思想立场。当然,有些前提你是不能证伪的,有些前提是可以证伪,但我们却认为是不必证伪的。

  再比如说,对于现代文学史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是不是要想想,什么叫作现代文学?因为现代文学最初由新文学转向,然后形成现代文学这样的一个认定。现代,在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中,它是指向当下的。1917年到1949年被称作现代文学,那么三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这一段还会叫作现代文学吗?注定不是。那么,我们要寻找一个能冲破我们原有认定、命名的一个概念,就必须参照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命名方式。如果要按照惯例以政治朝代的方式来命名,1917年—1949年的文学史,那一定是“民国文学史”。因为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意义概念,因而它的学术前提就规定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因此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样式、作家作品全都排除在外,包括“不革命的文学”“非革命的文学”,包括旧的文学形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是1917年开始,近代文学史的终点是1911年。那么,1911年—1917年,这六年的时间到哪儿去了?现代文学不认定,近代文学也不认定。所以,当提出“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能够涵盖1911年—1917年被两种文学史丢掉的六年时间,而这六年恰恰是中国20世纪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期。这样我们会看到,无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其实机制的制约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关键。1911年民国的建立,特别是民国宪法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政治环境,使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这样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忽略它,仅仅按照原有的学术前提,现代文学是从1917年开始,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1917年会出现那样两篇文章(指陈独秀、胡适的文章),而为什么由于这样两篇文章,就突然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其实不是,它其实有一个漫长的或者说在此前的一个准备过程。因此,对这样一个概念的重新梳理,扩大了我们原有的对于现代文学史的边界,也重新颠覆了我们对原有的文学史内容的理解和作家作品的评价。所以我要说,对这样一种学术前提,如果我们不反思的话,仍然按照过去那样的概念去理解,那现代文学是否有新的突破?

  曹顺庆教授谈中国文论的转型问题,我特别赞成他的观点,“古今通变,中西融合”。为什么会形成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这样一种双峰对峙、二元分流的评价和判断呢?就在于在近代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过于深厚的、固定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我们过度关注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在相交交汇之时所具有的异质性、冲突性和悖反性,相对忽略了在冲突之后两种文化可能有的最终融合的结果。就是我们注重了起点,忽略了过程,忽略了终点。这对于中国文论的转型来说,一定是有这样一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文论要转型,究竟要转向哪里去?现在,中国也好,世界也好,都面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大动荡、大分化的过程,由全球化到反全球化。我想强调现在并不是“反全球化”的时代,而是“新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新全球化”就是不会以剥夺其他族群、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权利为前提的一种全球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一种新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观念,应该增加一种理性。当然,这种理性是在政治理性基础上才能构成的。如果我们仍然固守着二元对立模式,我们的文论中由“跟着说”到“对着说”作为我们的终点的话,我们的文论确实只属于我们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这样一种创建性的新全球化观念,我们现在阐释、理解还不够。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忽略了人类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学,无论是都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其实都属于人类文化的共同组成部分。所以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论建设,一定是走这样一条如曹顺庆教授所说的中西融合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必须要破除我们原有的一些学术前提,破除既定的一些观念,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突破,也才能最后形成“自己说”,而且让大家“跟着一起说”的学术境界和理想。

  (作者为吉林大学人文学部学部长、资深教授、长江学者)

作者简介

姓名:张福贵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钟义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