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研究”智库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上海公共文化发展报告》（蓝皮书）执行主编，上海东方公共文化评估中心副主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个、省部级项目及地方政府文化发展规划项目20余个，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成果奖励十余次，出版专著四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总体趋向疲软甚至衰退。但文化及其相关产业逆势成长，成为不多的亮点之一。文化成为被加速生产的对象，日益成为市场资源要素配置活跃的行业领域。更加关注并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的自觉实践和一种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全球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具有使城市更繁荣、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力量。报告倡议，在世界各区域城市化加速和扩大的态势下，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纳入文化考量，要以文化和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与创意产业报告甚至直接把当今称为“文化时代”，并在翔实数据比较的基础上呼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应把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视为战略性资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要求，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央基于国情世情新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究竟应怎样认识和把握文化领域出现的变化？又该怎样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探索相应的发展思路和完善举措？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科技变革引发业态升级，正在重构世界文化版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里，中国文化产业平均增长率超过12%，而同期的常规经济领域平均增长率在6.5%左右。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文化产业增速也超过了常规经济领域。这表明，全球文化生产处于稳步加速状态，文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日益活跃。

　　事实上，文化要素配置活跃度增强，只是表象之一。文化如水流入缝、水滴入隙，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它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又无处不在。文化先天具有的观念性、灵动性、渗透性和广泛性，预示并演绎了跨界融合发展的趋势。

　　一方面，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合作，已越来越成为管控国家和国家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有关生存、发展矛盾的缓冲力与调和力。另一方面，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想参与国际经贸分工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必须先学会“打文化牌”。否则，阻力会加倍。这是因为，文化交往能够以人性化、情感化的“软接触”方式，缓解或削弱利益博弈“硬接触”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为什么某些发达国家谋划实施的跨区域贸易协定举步维艰，而由中国牵头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响应者众多？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中国努力传承和弘扬丝路文化遗产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充分运用文化的亲和力、努力消弭利益纷争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外交上强调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它恰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活学活用。

　　从相关文化产业的收益变化，也可以比较直接地体会到文化的崛起。例如，伴随电影行业全球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加快，中国电影保持了连续数年的快速增长势头，2017年票房更是突破了500亿元。同样，印度电影也发展迅猛，且在风格上更倾向于国际化，传统歌舞片开始减少，现实主义批判题材增多，类似于《摔跤吧！爸爸》等接地气的电影受到观众追捧。

　　中印电影的发展都遵循了提升区域文化能级的新原则，包括坚持开放协调、融合创新、特色化等。某种程度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开启了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版图的重塑、重构时代，并正在撼动欧美文化“称霸”的传统格局。

　　引发文化领域出现变化的原因众多，但科技因素举足轻重。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成为推动文化转型升级、产业业态更新的主要推手。新时代，既是一个“文化为王”的时代，也是一个“科创为先”的时代。

　　例如，在纪录片制作领域，航拍无人机产业的勃兴，很大程度上挤压了直升机航拍“坐地起价”的空间。这大大降低了纪录片的生产成本，也让航拍片实现了技术换代。类似这种由科技变革引发的业态转型升级，正变得时常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