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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根植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学理底蕴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关切人的存在、探究社会发展的理论结晶，渗透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并和马克思主义其他具体思想理论紧密联系、相互贯通。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对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共同体”思想萌芽到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共同体”思想元素进行系统性总结和超越性批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并且同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过程具有同构性。

　　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原子偏斜运动意义的分析来肯定人的自我意志，表达了人的自由是国家或城邦的本质的思想。而国家或城邦在古希腊话语中就是“共同体”的意思。

　　在1842年4月到1843年3月《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立法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对普鲁士国家这一国家共同体进行了反思。

　　在1843年秋到1844年春短暂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分析时大量使用了“共同体”的表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虚假的共同体”。

　　在1844年《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他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的人之为人的全部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同年，在未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分析视角，提出消除劳动异化达至理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确立了共产主义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最高阶段。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作为唯物史观奠基之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提出建立把人从被奴役、被统配和被忽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真正的共同体”。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已经消除了异化与对立关系，人的个性自由在“共同体”中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表明马克思对“共同体”本身的认识达到成熟。

　　1849年移居伦敦后，“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规律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人的行为的独立性依赖于物的外在性，人被彻底“物化”，受到货币资本等“抽象共同体”的统治。在《资本论》中，他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终止：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活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也就是“真正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