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意义上的中间群体，如果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尚不能发挥橄榄型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其中的一些群体还会成为新的贫困人口。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政府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标志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得以同步、均等地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仍然存在着异质性，对公共服务有着不尽相同的需求。为了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在继续依靠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劳动力市场发育以改善收入分配作用的同时，广义再分配政策应该发挥更多分好蛋糕的作用。

　　“双城记”

　　美国自由撰稿人谢泼德（Wade Sheppard）在他2015年出版的《中国的鬼城》一书中，描述了中国一些城市大量兴建的中高档住宅区，并称之为“鬼城”。在外国记者的眼中，“鬼城”的规模如此之大，原以为这些新楼盘会长期空置如初。但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在中国高速增长中迅速成长且规模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有能力将这些中高档住宅区逐一填满。随后的调查发现让谢泼德惊异不已，的确，这些住宅区无一不是很快因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购买和入住而被填满。在达沃斯举行的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与中外与会者一起讨论了中国中等收入者及其强大的消费力对中国和世界所具有的不容低估的影响。对中高档住宅的这种强大需求，只是印证中等收入家庭消费力的诸多事例之一。

　　不过，还有一类被称作小城市或镇的中国城市，虽然事实上其户籍政策早在2001年即已经放开，落户门槛早已大大降低，但由于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都缺乏吸引力，即使政府一再鼓励农村劳动力向这里转移，却依然呈现出人去城空的凋敝景象，表现为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缺乏人气和经济活力。中国目前大约有650多座城市，其中超过一半被定义为小城市。此外，还有2万多个镇。如果不能将这类城镇纳入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必然会减小城镇化推进的动力，降低城乡居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获得感。

　　由于大多数城镇居民被其出生户籍登记限定，流动性都很小，所以无法从静态的角度观察城市类型的吸引力，但是，我们以流动性最强，因而最能反映人们选择偏好的人口群体——外出农民工为例，则可以看出人们对不同类型或层级城市的迁移偏好。2015年与2014年相比，外出农民工进入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人数都增加了，而进入县级以下小城镇的人数则减少。

　　我今天主要不拟讨论城镇化中人们的选择偏好问题，而是从不同类型的人口群体的经济选择特征，观察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上述“双城记”的鲜明对比显示，中国人口中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中间群体，分别面临着不尽相同的需求，既有追求更舒适、更高质量生活的群体，也有追求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超越基本生活需求收入的群体。

　　换句话说，在把中间群体这个概念应用于不同人口群体时，其具有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致，对应的人群也有不尽相同的生活感受和政策诉求。如果不能精准、统一地观察中间群体作为劳动者的功能与作为消费者的功能，甚至将两者分割开，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功能也不能充分得以发挥。因此，这里的“双城记”既是一个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故事，也是与之相关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故事，只有把这些方面完整地结合起来，才能把关于中国特色中等收入群体的故事讲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