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灭亡使汉初统治者认识到法治改革的紧迫性，于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法律体系的措施，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为汉初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法律的治国功效也由此凸显出来。

　　汉初立法的指导思想

　　汉朝初年，经历了秦朝暴政和连年战争，民不聊生、百废待兴，为了尽快稳定民心、恢复生产，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转变立法指导思想，以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方略。黄老思想的特点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由此可见，汉初采用黄老思想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取得了明显成效，对稳定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汉初治国思想的核心仍是法家思想。学者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将这一问题解释得非常透彻，他指出：“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汉初统治者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黄老或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因此，‘汉承秦制’，不只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施政大纲，也包括秦代奉行的法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