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生长或产生出来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提升出当今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回答的时代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研读“经典文本”与揭示“现实逻辑”的互动中逐步推进的。马克思是把“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既在“书房”认真研读经典文献，同时又走出“书房”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考察。他把研读经典文献作为揭示现实逻辑的思想资源，但其重点在于揭示当时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的是“劳动的逻辑”。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实践在人们所把握的感性对象、认识过程、宗教本质、人的本质、现实社会、新唯物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的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生活过程的逻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了阶级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为逻辑起点，着重分析揭示了商品展开的内在逻辑。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研读大量经典文本的前提下，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经典文本”研究有余而“现实逻辑”研究不足。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在“经典文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这一“上篇”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单位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学术贡献，推进并深化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充分肯定。然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这一“下篇”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不屑一顾，不愿研究；有些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无能为力，不能研究；有些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顾虑重重，不敢研究。由此就造成这样的状况：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而我们多“呆在书房”；马克思注重解读“现实逻辑”，我们多远离“现实逻辑”；马克思的学说引领着时代和实践发展，我们的研究却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马克思的学说是世界性的，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却是自言自语；马克思的学说是实践性的，我们的有些研究成果只是概念性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接不上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