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文学史，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产品，用中国的视角、价值、方法等，这本是情理中的事。为什么会被人反对呢？无疑这里存在着价值观的冲突，即“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本位立场”的价值观冲突。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文化主流支配着世界。中国学人自“五四”始，即以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事物，从而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文化界则是颠覆中国的经学价值体系，建造新文化的大厦。这本是为民族振兴所采取的一种积极行动，但其发展到极端，便出现了连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情况。大批中国学人视“五经”为统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视“五经”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为封建道德，视美刺比兴的传统文学理论为封建的政治教化等等。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变成了学术界的普遍法则。学者们一方面视中国传统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之类的研究缺少系统性、科学性，而代之以纵横驰骋式的论说、条分缕析式的科学归纳和系统分析；而另一方面则又在根据西方概念对中国经典中的材料进行肢解、归纳、划分，使中国文化的精血大量流失。在科学观念指导下，人们将知识系统的开掘认作治学的第一要义，而忽略了精神本质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后，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学术研究变成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完全抛弃了传统“君子之学以美其身”的治学宗旨与“明道救世”的治学理念，再不谈什么社会责任、人格培养。出现了论古道今而言不及义、著作等身而人格萎地的现象。文史研究本是为了建造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让这灯塔指引人类的航母沿着健康、快乐、幸福的方向行驶。可是眼下所看到的则是在学术大繁荣的表面下，人类精神的大坠落。灯塔越建越高、越多，上面却看不到精神的光亮，人类航母在黑暗中面临重重危机。面对这一现实，近年来一批学人开始反思，反思百年来的成败得失，反思学人应该为人类承担的文化使命，反思人类积累了数千年的中国智慧如何服务于当代，反思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扰，在充分尊重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唤回被近代学人所抛弃的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重读经典，重写文学史，重现中国文化精神的辉煌。方铭先生所代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带着活力与生机的文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