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贵

　　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大纲编写组首席专家。

　　半个多世纪的哲学生涯

　　采访者：杨校长，您好！您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请您先简要回顾一下您学习和工作的主要经历。

　　杨春贵：好的。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读研究生时期。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不是哲学。1955年考入北大新闻专业，1958年10月，北大新闻专业成建制合并到人大新闻系，在那里又读了一年新闻，1959年毕业。当时中央强调加强理论工作，学校决定在哲学系开办三年制研究生班。而人大哲学系创办于1956年，当年还没有本科毕业生，便从新闻系和法律系抽调了4名本科毕业生读哲学研究生。新闻系选的是我和胡福明。这样，我就又读了3年哲学研究生。这3年，在我的人生道路和理论生涯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话语系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我走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之路。

　　（二）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期。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当时哲学系刚从政经系中分离出来，人手比较少，我一人主讲两门课，一门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门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教学的实践，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进一步理解。1962年10月26日，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论文《总的质变过程中也有部分质变吗》，这是一篇学术争鸣性质的文章。

　　（三）在广西基层下放时期。“文革”打断了我在大学的教学工作。1969年底，天津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下放广西，我的夫人名列其中。这样，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便来到位于九万大山的沙池地区沙池县沙池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我被安排到距家56华里之外的地委机关工作，先后担任地区革委会报道组副组长、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一干就是7年。那时经常背着行李下乡采访，多次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有一段时间还驻村同农民一起学哲学、用哲学。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基层干部，使我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中国农民的所思所想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从而在思想感情、思想作风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想问题、发议论、办事情也比过去更务实了。这是一份终身难忘的人生经历，对于我后来在理论工作中比较重视联系实际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