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文哉（一九〇七—一九五三），笔名苏凡，戏剧理论翻译家。江苏江阴人。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中苏文化》杂志编辑、主编，《戏剧月报》编辑（与陈白尘、曹禺等合编），一九四九年后任《人民日报》副刊《苏联研究》编辑。

　　1942年3月5日与4月15日，《新华日报》“戏剧研究”专刊刊登郁文哉以笔名“离子”发表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幻想的现实主义的演剧方法》和《论“幻想的”现实主义》两篇译文。

郁文哉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部分译著

　　2013年下半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我们征集父亲郁文哉留下的一包遗稿。这包遗稿是我父亲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撰写的部分手稿和出版印刷稿，至今已保存了六十至七十多年。在征求已近百岁的母亲同意后，我和姐姐郁蓓表示愿意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

　　经初步整理，我在遗稿中分拣出了三张1942年出版的《新华日报》报纸，分别是该报当年在第四版上的“戏剧研究”第二、三、七期专刊，上面登载了我父亲以“离子”笔名发表的五篇译文和文章，其中《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幻想的现实主义的演剧方法》和《论“幻想的”现实主义》两篇译文的内容是有关瓦赫坦戈夫“真正的剧场性”和“‘幻想的’现实主义”等戏剧理论。另外，我还在这包遗稿中分拣出了父亲当年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瓦赫坦戈夫等著名戏剧界泰斗们有关戏剧理论的手稿和出版印刷稿。对我来讲，这些文稿的专业性太强了，同时我也不太理解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刊载上述两篇学术译文的缘由。抱着疑问，我寻访知情人，查找阅读相关的史料和论文，终于大致理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并由此了解了抗战期间重庆戏剧运动呈现鼎盛发展的历史背景

　　寻访解疑

　　2014年3月21日，我带着疑问同葛一虹先生的长子葛肖虹教授一起前往革命老前辈张颖家，拜访了这位老人。

　　张颖老前辈14岁参加革命，是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期毕业生。1939年后，她被派往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先后从事机要工作和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秘书、《新华日报》记者等；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剧本》主编等职，熟知文化艺术界的内情。

　　初次接触，我就感到张颖老前辈一点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她平易近人、头脑敏捷、口齿清楚、记忆力超强，一点看不出已是92岁高龄。得知我是郁文哉的女儿，她告诉我：“我认识你父亲，他喜欢戴一顶鸭舌帽，翻译了不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章……”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当时，父亲去世已近61年，如果活着也有107岁了，却还有健在的老前辈记得他，真是太难得了。（2015年，张颖老人仙逝，在此献上我的缅怀。）

　　在向张颖老前辈说明来意和想了解的问题之后，她明确地告诉我，1942年《新华日报》刊登我父亲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抗战期间重庆戏剧运动的教条化倾向，并向我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的戏剧运动一直是在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也就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因运动初期出现教条主义倾向，旨意通过《新华日报》进行引导和拨正；《新华日报》出版“戏剧专刊”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下进行的，具体工作由文委徐冰同志和宣传部凯丰同志负责；张颖本人担任秘书，负责联络文化界进步人士。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七星岗（新华日报社）和我父亲居住的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围都有国民党特务，工作环境十分艰险，大家全用假名，发表文章也用笔名，随时要提防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追捕。这也就是我父亲当年化名发表这些文章的原因。

　　临走前，张颖老前辈赠送给我一本她本人编著的《文坛风云亲历记：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还在上面题了字，并一再讲“有问题再来”。

　　当天晚上，我一口气读完《文坛风云亲历记》中有关抗战期间重庆戏剧运动的文章，认真回忆了张颖老前辈作为当事人介绍的详细情况；之后，我又上网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和两篇“博士论文”，终于搞清了那段历史的真情，基本了解了父亲1942年在《新华日报》“戏剧专刊”上发表那两篇戏剧理论译文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