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两周年之际，读着这些掷地有声、深刻独到的论述，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动人形象：他时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他始终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无怨无悔做人民的孺子牛。

　　他，就是著名的人民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始终把人民群众当作天、当作地，时时刻刻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在赵树理的心里，人民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无论在尉迟村、河底村、曲里村，还是在大城市、大场面，最让他情牵心动的始终都是那“石头底”的芸芸众生。哪家有病患，哪家缺米粮，哪家房屋漏雨，哪家婆媳不合；哪村缺少良种，哪山缺少树苗，哪队农资还没凑齐。凡此种种，赵树理的心里都门儿清。只要问题一天不解决，他就一天寝食难安。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会议正进行时，他却忙不迭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急匆匆地跑到窗前仰头看天。原来是从东南天际突然冒出一片黑云，看样子是要下雨，赵树理顿时心焦起来，因为他来京开会前队里新收割的麦子刚刚堆上场，可不能淋雨呀！

　　赵树理也遇到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但他有自己的“另类”逻辑。当长篇小说《三里湾》行将脱稿之际，几家大牌出版社都来“抢”稿，但赵树理却统统拒绝了。出人意料的是，他却郑重其事地特意把稿子交给了不起眼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有人不解地问：“这个出版社名气小、规格低、稿费少，为什么偏要把稿子给他们出呢？”赵树理笑道：“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冲这一点，我就决意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送给它。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了，我倒是希望付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成本低了，书的定价也就相应地会更便宜些。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吗！”显然，群众生活和群众利益，早已同赵树理的人生和事业深深地融为一体。他只想让他的作品既要让群众买得起、读着乐，又要在读过之后有用处、有好处。

　　历史总是在前进，但我们从来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是“为艺术而艺术”吗？是为了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吗？是为了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甚至是感官刺激的“摇头丸”吗？不，决不是！就如赵树理的回答：“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这样的志愿，看似纤芥一般微小，却张扬着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照亮着亿万人的心灵；这样的志愿，看似老农一般朴拙，实则散发着惊人的光和热，穿透了历史、定格了时间。

　　那些站在人民立场去抒写人民、讴歌时代的人，人民必将把他们装在心里；那些用汗水和智慧讲述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中国故事的人，祖国必将赋予他们无上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