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

　　在中国学术界，费孝通是一位有着自己鲜明学术特色的学者。费孝通治学的鲜明特色是“学以致用”。早在从事社会学初期，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他说：“‘学术尊严’我是不从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粮的。”在后来的多次著述中，他都指出学者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是要不得的，因为从方法论上讲，“为研究而研究”是一种受兴趣驱动的活动，为研究而研究的人，一旦兴趣不同，就可以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

　　20世纪80年代，他又以类似的语言批评了那种流行于西方人类学界的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的研究取向。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用得到的知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否则它无异于游戏和玩麻将。“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内在动力。

　　1983年，在江苏省组织小城镇问题研究时，他对课题组的同志说：“一定要坚持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在他看来，学者就是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

　　从实求知

　　1979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费孝通领衔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社会学恢复初期，费孝通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我们建设社会学的方针，正如乔木（指胡乔木，笔者注）同志所讲的，有三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实际，这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内容；三是为现代化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头人，费孝通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36年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研究，发展出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若干研究领域，孕育出若干重大理论和思想，培养出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实践证明，社会学只有贴近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才有前途。

　　20世纪末，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路程，费孝通认为自己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进而按照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这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他在2002年写道：“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的出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费孝通找到了探索这条出路的方法，那就是实地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