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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头论”源流考
2019年12月06日 15:04 来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安)2010年第5期 作者:姚宏志 字号
关键词:毛泽东/指头论/大跃进/中苏关系

内容摘要: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便频繁运用“指头论”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大根本战略性问题——“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成败得失进行总体性判断和评价。通过对毛泽东“指头论”思想源流的详细考证,认为毛泽东在用“指头论”评价“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问题时,价值判断先于事实判断,在“两点论”的理解和运用上是有缺陷的。

关键词:毛泽东/指头论/大跃进/中苏关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便频繁运用“指头论”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大根本战略性问题——“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成败得失进行总体性判断和评价。通过对毛泽东“指头论”思想源流的详细考证,认为毛泽东在用“指头论”评价“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问题时,价值判断先于事实判断,在“两点论”的理解和运用上是有缺陷的。

  关 键 词:毛泽东/指头论/大跃进/中苏关系

  作者简介:姚宏志,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指头,作为人身体器官的组成部分之一,因其具有细小性、灵活性、整体协调性等特点,常被毛泽东娴熟地拿来比喻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从而加深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如毛泽东曾用“伤十指”与“断一指”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来比喻革命战争过程中对敌击溃战与歼灭战的重大不同。他总结道:“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1](P237)又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告诫党的各级委员会:既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领导工作不能只顾一头,偏废其他,应该相互协调和配合。毛泽东认为,党委会的这种领导方法如同弹钢琴一样,只有十指间的灵活协调才能弹奏出悦耳动听的曲子。[2](P1442)与上述有关指头的形象性比喻有所不同,本文所要探讨的“指头论”,主要是指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频繁运用十指间的比例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大根本战略性问题——“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成败得失所作的总体性判断和评价,从总体上考证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

  一、“大跃进”运动

  1958年,以农业高指标和工业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迅速展开并非偶然,它是“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是党内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果。毛泽东的“指头论”正是在严厉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从1955年下半年起,随着党内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情绪开始滋长。虽然这一冒进势头在翌年基本上得到遏制,但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在一些方面还是冒了。1956年底,围绕着对该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内发生了重要争论。周恩来、陈云等人主张在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继续反冒进,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预算指标可以再压低些。毛泽东对这一主张持保留态度,认为1956年反冒进泼了群众的冷水,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的生产热情,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1956年财政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中不正确的部分还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再高一点。[3](P377)这可能是毛泽东首次运用“指头论”对1956年经济工作作出评价,认为缺点错误的比例占不到“一个指头”。这一判断与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判断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埋下了随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伏笔,也奠定了后来毛泽东评判“大跃进”运动的基调。

  毛泽东虽然不赞成1957年继续反冒进,但直到1957年秋季之前他的异议并没有公开化,而是按照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年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毛泽东把反冒进当作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始于该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冒进便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批判高潮集中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道: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业务问题。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还是泼冷水泄气?十个指头问题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4](P769-770)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几次论及“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关系问题,这是继一年前“指头论”提出后该问题首度得到集中而明确的表述。毛泽东不仅在会上大讲“指头论”,还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关系问题上升到工作方法高度,吸收进由他亲自拟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并专门列出条款阐述该问题。他说:“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5](P357)

  经过南宁会议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毛泽东的主张在党内高层被一致接受了。但他知道,不能指望一次会议就能把全国反冒进空气完全改变过来,还必须乘胜追击,巩固和扩大现有战果。于是,在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后,毛泽东提议再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即后来的3月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进一步肃清反冒进造成的影响,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准备。他对反冒进领导人警告说:虽然反冒进这个“错误”现在“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搬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6](P261)

  这样,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南宁会议再到成都会议,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会议展开了对反冒进声色俱厉的批评,事实上否定了从建国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在愈演愈烈的反冒进斗争面前,由于毛泽东一开始便以“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关系框定了反冒进的批评调子,使得周恩来、陈云等人除了一味地自我检讨和担当责任外,已经没有勇气和能力对这一论断表示些许的异议。于是,当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极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持续一年多的有关反冒进问题的争论宣告结束,“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迅速波及全国。

  但是,不到半年时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恶果就充分暴露出来,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过程中出了不少乱子,于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逐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能健康发展。但随着整顿工作的展开,人们对“大跃进”运动不解甚至不满的声音和情绪日益增多。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不得不在多次场合表明他对“大跃进”运动的看法。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的缺点,讲了几十条,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7](P33)不到一个月,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很大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问题只是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7](P74)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在为会议拟定的十八个讨论问题中,其中之一便是有关“指头论”问题,不过毛泽东已经将其上升到党的思想统一和团结问题的政治高度,希望在“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工作继续推向前进。[8](P81-82)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阐述了对“大跃进”运动的看法,认为,“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9](P973)。

  从以上有关“指头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的估计基本上延续了他自1956年底以来对全国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评价思路。他承认“大跃进”运动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大家对问题的批评,但批评到什么程度是有所保留的,他的底线是不允许别人对他亲自树立的“大跃进”红旗的缺点错误作出超过“一个指头”的估计。况且,即便这“一个指头”,在毛泽东看来也只是下面干部犯事,中央已经通过一系列会议采取了纠正措施,问题已经或正在解决过程中。因此,当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尖锐批评时,毛泽东便下意识地认为他们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它。对此,他决不能容忍和接受(实际上,包括彭德怀等人在内,当时谁也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在为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稿所作的修改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再次重申了他对“大跃进”运动的总体评价: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而已。[7](P415-416)结果庐山会议之后不久,从党中央领导层一直到基层,大批敢于对“大跃进”运动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处分;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努力至此逐步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大跃进”运动再起。

  又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到1960年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已经穷途末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面对“天灾人祸”,毛泽东不得不正视困难,修正错误,反思“指头论”缺陷,重新评估“大跃进”运动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1960年12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说:“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8](P229)这是毛泽东对几年来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思维定势的首次突破,认为“大跃进”运动的缺点错误程度比曾经“一个指头”的估计要严重,实际可能达到两个或三个指头的比重。虽然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这一松口并不意味着他对“大跃进”运动成败得失的总体判断发生颠覆性变化,但毕竟是在原来立场上的让步,这对他来说已属不易。后来的历史充分表明,即便这种有限度的让步也很不彻底、不可靠。

  此后,随着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展开和各项政策的逐步调整,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继续肯定和维护“大跃进”运动的历史地位,但已经很少再用“指头论”进行评价。相反,在多个场合拿“指头论”说事的是刘少奇。刘少奇一度是“大跃进”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倡议者,但现在通过实地调查后也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思想框框提出质疑。1961年5月底,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认为:把“大跃进”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与成绩概括为“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并不完全符合全国实际情况,应该有一分成绩说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说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10](P337)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在半年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得到进一步发挥,他在大会口头报告中强调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10](P421)

  在这里,刘少奇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批评了党内长期沿袭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思维旧框,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新评价方式。表面上看,刘少奇的新“指头论”并没有指名道姓批评谁,实际上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因为拿“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的首创者是毛泽东,“指头论”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虽说一年前毛泽东就此问题曾经改过口,承认“大跃进”运动的缺点错误可能不止“一个指头”,并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为“人祸”[8](P229),但那毕竟是在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谈话中提出的看法,其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时刻。现在,刘少奇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党重提“指头论”敏感话题,而且明确提出两个“三七开”观点:一是认为“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缺点错误与成绩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比例关系,一是认为全国困难成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0](P337、419)。刘少奇的这些有着强烈刺激性的看法与毛泽东的判断和估量可谓天壤之别。在毛泽东眼里,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整顿,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刘少奇提出两个“三七开”的新“指头论”观点,不仅有泄气的嫌疑,更有借机向他“施压”[11]的味道,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悦甚至产生不满。

  这样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如何评价“大跃进”问题是有分歧的。尽管当时没有公开,但毛泽东已经“憋了一口气”[12](P416),直至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才终于爆发出来。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愤愤然地指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13](P281)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毛泽东的这番话将他与刘少奇的潜在分歧一下子由“文化大革命”上溯和锁定到五年前的七千人大会,虽然此中毛泽东难以避免地掺杂着借1967年的感受以宣泄1962年初心中不快的情绪,但人们大致可以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因两个“指头论”造成对“大跃进”运动不同理解和评价的事实,可能是打下二人分歧的最初楔子。[13](P277)

  二、中苏关系问题

  与毛泽东用“指头论”评价1956年经济工作几乎同时或稍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思维方式也被毛泽东运用于评价中苏关系问题。从现公布的资料来看,毛泽东首次用“指头论”评价中苏关系可能是在1957年初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据《杨尚昆日记》记载,毛泽东在1月27日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时说道:中苏间矛盾不大,主要问题上比过去更靠近些,但还有一些问题,“与苏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不一致”[14](P278)。①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苏矛盾和不一致方面为“一个指头”,主要指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双方围绕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各种争议和分歧。在苏共二十大上,由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公开批判斯大林,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轩然大波,各方反应强烈。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观点,集中体现在该年4月和1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两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中。“两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撰写,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问题。虽然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如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15](P241);但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则从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16](P551),认为斯大林的功过评价应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正确的一面不能一笔抹杀,斯大林终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9](P501,496)除斯大林问题外,毛泽东对和平过渡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不过,考虑到中苏友好团结的大局,毛泽东认为这些保留意见和不同看法不过“一个指头”。正如毛泽东在该年4月6日与来访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所指出,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17](P7)

  由于认识到“九个指头”的合作大局和大势,中苏双方均没有刻意渲染“一个指头”的分歧。如毛泽东虽然对苏共二十大有意见,但总体上还是肯定其积极意义,特别是肯定其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严重性方面。再如,作为苏共二十大重要原则的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虽然一直不赞同,但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不同意见,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最后也同意在写有此观点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中国共产党只是以备忘录的形式(不公开发表)表示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总之,由于中苏双方尽可能地本着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方式谨慎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和争端,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难得的蜜月期,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领域的合作氛围融洽,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不能因为中苏关系暂时没有出现严重分歧,就简单地认为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没有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把中苏间的短暂蜜月期想当然地归因于苏共二十大的“解冻”。其实分歧的种子恰恰是在苏共二十大种下[18](P55-56),只是诱发种子进一步裂变的酵母仍在发育发展中。果然好景不长,苏共二十大后不到三年,中苏之间便在1958年上半年爆发了面对面的激烈争吵。

  争吵起因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1958年初,苏方试探性地向中方提出由两国海军共同组建和使用长波电台问题。夏天,苏方又向中方表达了关于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在苏方看来,苏中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这些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原则,对双方有利,赫鲁晓夫“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19](P398)。实际情形并非苏方所料。毛泽东认为这两件事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是苏联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表现,因而不仅反对双方共同投资兴建长波电台,主张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也反对以“合作社”方式搞联合舰队,担心苏联可能因此插足中国。结果,长波电台未建成,共同舰队事情也被苏方解释为纯粹是“一次误会”[20](P230)。毛泽东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谈到共同舰队时,一面借题发挥,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共领导人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作风的强烈不满;一面仍以“指头论”肯定了中苏关系的大局,他说:“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5](P385)这场风波不久得到平息,中苏双方在“一个指头”的共识下重修如好,但是风波对中苏关系所起的消极性影响不可低估,实际上宣告了持续几年的中苏蜜月期正式结束。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赫鲁晓夫则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12](P35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风波还不到半年,中苏又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重要尝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寄予厚望,自然也希冀得到战略盟国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但是苏方不仅不予支持,相反赫鲁晓夫从1958年底开始就含沙射影地攻击人民公社。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仍然强调以团结为重。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我们之间有分歧,但现在不要说。[17](P192)当时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特别是放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左”倾错误方面。在沉默了八九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对赫鲁晓夫公开进行反击,同时借此反击国内那些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评头论足、说三道四的人。在毛泽东看来,国内这些非议与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的批评从根本上是相互呼应的。1959年国庆期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经过一番大伤感情的争吵后,毛泽东问赫鲁晓夫:“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9](P1016)中苏双方均再次表达了团结合作的愿望,认为分歧不过“一个指头”。但随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是一个患了癌症的指头,一俟条件适宜,癌细胞便迅速扩张并蔓延至其他健康发展的“九个指头”,从而在根本上动摇直至最后颠覆中苏同盟。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运用“指头论”评价中苏关系的大局。1959年9月11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说,中苏关系是团结的,有时候有一点别扭,如在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上有分歧,这些都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问题。[17](P204)10月14日,毛泽东在特别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谈话时表示,中苏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要因为一个小指头的分歧,影响九个指头的一致,双方还是要团结一致。[17](P229)12月4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国共产党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1956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一个指头”的分歧后认为:“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7](P599)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中苏之间的分歧是一个指头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指头的事情,其他九个指头还是相同的。苏共还是好党,这个大前提现在还是应该肯定的。[17](P245)与此同时,周恩来在1月底与苏联大使谈话时也明确指出,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妨碍两党团结。[21](P286)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时期反复强调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其实这一时期正是“一个指头”分歧不断增加和经受考验之时。如果说1956年“一个指头”分歧中还只包括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现在则不断增添了时代问题、中印冲突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等一系列新内容。毛泽东将这些内容一并纳入“一个指头”范围内,使“一个指头”实际承载的分歧越来越多。结果毛泽东虽频繁强调“九个指头”的大局却无法从根本上弥合“一个指头”的分歧,相反,从1959年底开始双方裂痕呈逐步拉大之势。毛泽东在12月初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国际形势时认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17](P233)在这里,毛泽东虽然继续肯定中苏分歧暂且还是“一个指头”,但分明已经担心分歧“扩大到几个指头”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毛泽东开始怀疑赫鲁晓夫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同修正主义划上等号,称之为“半修正主义分子”[9](P1061)了。

  政治互信是双方的,当一党一国对另一党一国产生不信任感时,相互间的猜忌就会与日俱增。虽然此时中苏双方的外交方针仍然是以维护两党两国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为重要目标,但达致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重大转变。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分歧的逐步加深,双方均指责对方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认为只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才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和正确方向,要求对方承认错误并向自己的立场靠拢。在此思路指导下,中苏双方以列宁诞辰纪念为切入点,开始了公开较量的过程。1960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国共产党借着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组织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苏共。苏共自然不甘示弱,通过报刊和会议不点名地批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这些争论是对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双方“一个指头”分歧的进一步系统化与理论化,实际涵盖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指头”的分歧。经过这番角逐,中苏分歧事实上已经公开化了。到5月,毛泽东明确表示,与苏联的分歧“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22](P449)。6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要估计一下中苏两党关系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破裂,是不是破裂不可避免。[17](P284)看来,毛泽东多少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对中苏间“一个指头”分歧的估量越来越表现出悲观的态度。实际上从这年开始,毛泽东就不再用“指头论”评价中苏关系了。

  失去耐心的何止是毛泽东,其实赫鲁晓夫也不再理智。为了进一步警告和打压中国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用经济手段压服中国。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撤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苏共的这一做法,实际上将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一下子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破裂的危险边缘。中苏自然均不愿看到双方关系完全破裂的严重后果,这对其时周边环境面临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严峻困难形势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严酷的现实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权衡利弊,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处理与苏联的复杂关系。苏方也及时向中方示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水平。这样从1960年秋开始,中苏双方暂时停止了意识形态之争,在一些领域开展了有限度的合作,双方关系再次显露出团结的迹象。不过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脆弱,因为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真正化解。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和缓时期以后,随着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相继刺激,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从1962年底开始再次重新激化并迅速恶化。曾经“一个指头”的分歧至此完全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的唇枪舌战,从思想和感情上彻底斩断了这对“同志加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中苏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指头论”来龙去脉的大致爬梳,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第一,毛泽东在用“指头论”评价“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问题时,在“两点论”的理解和运用上是有缺陷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辩证法曾被毛泽东解释为支流与主流、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这一辩证关系要求人们在观察缺点与成绩时,两者均不可偏废,不能顾此失彼;只讲缺点抹煞成绩与只讲成绩无视缺点一样,都是“一点论”。“一点论”是不对的。正确的方法应是“两点论”,即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充分正视缺点和不足,哪怕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要看清楚,目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利尽快克服缺点和弥补不足。在毛泽东“指头论”形成过程中,由于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评价公式的异议者接二连三的指责和批判,“两点论”几乎衍变成“一点论”,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一个指头”的缺点,甚至害怕提及错误,担心被说成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结果小错得不到及时纠正最后铸成大错。

  第二,毛泽东在用“指头论”评价“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问题时,价值判断明显先于事实判断。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一开始就投入太多的情感和希望,认为它们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便“大跃进”运动把国民经济推向严重困境时,毛泽东仍然不改初衷,认为这些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固执地坚守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价值理想和判断。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的“指头论”同样表现为价值判断先行。如果我们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外交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形势,与1958年和1959年中苏之间外交上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中苏两国在领土、独立、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与那时相比,也无太大差别。但是毛泽东对中苏关系的判断却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下子从“一个指头”的分歧发展到“破裂不可避免”的论断,赫鲁晓夫也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一下子被贬斥为“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断语,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吻合。

  第三,毛泽东在用“指头论”评价“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问题时,同一评价方式在党内获得的支持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在评价“大跃进”运动时,从运动发动之前周恩来、陈云等人对经济工作冒进的批评,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运动的不同意见,再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关于两个“三七开”的大胆判断,虽然毛泽东总能坚持己见并通过各种途径让他人就范,但至少说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评价方式并没有得到中央高层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可。相反,毛泽东对于中苏关系的评价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无论最初“一个指头”分歧的判断,还是后来两党分歧的正式公开,直至最后作出公开论战的决断,毛泽东的“指头论”评价总是受到推崇,在党内一直拥有极高的支持率,持异议者不多。

  收稿日期:2010-06-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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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姚宏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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