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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
2019年11月21日 16:37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李永进 字号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内在逻辑/三个统一

内容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解释体系,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在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实现了三个统一,即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统一,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话语真理性与话语价值性的统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话语形态的重要特征,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话语权、赢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话语保障。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内在逻辑/三个统一

作者简介: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解释体系,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在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实现了三个统一,即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统一,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话语真理性与话语价值性的统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话语形态的重要特征,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话语权、赢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话语保障。

  关 键 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内在逻辑/三个统一

  作者简介:李永进,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的解释体系,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的意识形态武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构建起成熟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这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全新解释,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并在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话语论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呢?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话语,才能承担起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呢?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党内其他话语形态以及国民党三民主义话语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在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实现了三个统一,即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统一,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话语真理性与话语价值性的统一。这是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也是它相对于其他政治话语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优势,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话语权进而最终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统一

  按照学界一般认识,话语可以根据其内容的性质差异区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三类①。其中,政治话语是指具有阶级意识和国家意志的话语,通常具有刚威严肃性;学术话语是用以学理分析和观点阐发的话语,具有抽象严谨性;大众话语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使用的流行话语,具有通俗灵活性。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首要目的和核心内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革命进行科学解释并具体指导革命实践,因而主要地属于政治话语的范畴。但它同时又建筑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之上,内在地包含了丰富的学术话语,涉及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语言方面的最大特色,就是改变了过去那种“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党八股”②,代之以民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大众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得到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广大民众的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成为可能。

  首先,作为政治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既是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重大问题的全新解释,也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政策和策略的话语表达。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群众路线”“两步走”“三大法宝”“人民民主专政”等概念③,无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鲜明的政治色彩,反映出共产党人对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基本认知。这些核心概念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主体框架和逻辑线索: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两步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共和国的性质属于“人民民主专政”;“三大法宝”和“群众路线”,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方法保障。除了上述核心概念之外,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还包含大量政策性概念,比如“三三制”“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都是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具体政策的高度凝练,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其次,作为学术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吸收借鉴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话语命题,同时又提出许多新的创建,使之建筑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上。在哲学领域,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会贯通,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概念。在历史学领域,毛泽东主张“不应当割断历史”的唯物史观,还提出了“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方法。所谓“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④。具体而言,“古今”是指“历史的发展”,也就是历时性原则;“中外”是指“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也就是共时性原则。这种历史主义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政治学领域,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划分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态,对“国体”和“政体”概念作了严格界定,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直至乡民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国际关系领域,毛泽东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谈话中,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设想。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⑥。“中间地带”是毛泽东对战后国际政治的整体认知,特别强调中国等亚非拉国家在国际新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其后“三个世界”概念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学术话语夯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学理基础,使之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也构筑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框架。

  最后,生动鲜活的大众话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素材和独具特色的语言载体。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近代政治思想更是鲜有接触。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话语和抽象的书本理论很难为他们所理解,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采用易于广大民众理解的表达方式进行革命宣传⑦。毛泽东力求改变过往政治宣传中存在的生硬晦涩、脱离群众的问题,使党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策真正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他批评党内存在的“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错误,认为全体党员都应该“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只有真正弄清民众“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才能避免“对牛弹琴”⑧。以此为出发点,毛泽东提出必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⑨,要求全体党员学习群众语言,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真正实现“有的放矢”。作为一位话语大师,毛泽东在演讲、文章、著作中不仅常常引经据典,大量使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和俗语、俚语等话语元素,还善于对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纸老虎”“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愚公移山”“治病救人”“五湖四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成语和俗语,都被毛泽东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话语。

  通过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元素,吸收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表达形式,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话语转化为广大民众能够理解掌握的中国话语。听过毛泽东讲话的边区民众纷纷表示:“他讲的话咱们全解下(解下:陕北方言,明白、理解的意思——引者注),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嘛!”“毛主席就是咱们老百姓中间出来的!”“讲的一满是实际问题,变工队合作社那一条都没空话,从前那些什么‘毬’官儿,连变工队解也解不下呢!”⑩这种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正如萧三所评价的:“一直到现在,毛泽东仍然是第一个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道理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诙谐百出、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严正、恰中肯綮、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礼堂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11)毛泽东运用大众话语解释政治问题的语言能力和话语技巧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内在地包含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使得毛泽东能够充分发挥三种话语形态的优长,同时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和实际需要在三者之间进行转换,满足了不同话语对象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大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和认同。

  二、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实现了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统一,它不仅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解释体系,更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实践的行动纲领。单纯的话语建构不可能自动获得话语权,而必须以话语实践为桥梁来完成这一转换。正如黄宗智(Philip C.C.Huang)所言:“现实中话语和实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一个透过话语表层而深入中国实际的做法不是要坚持话语或实践哪一方更加重要,而是要探索两者间相符和相背离之处,理解实际是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12)这一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毛泽东本身就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1920年代刚刚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从实践的角度对“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作了批判,认为它们都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3)。到抗战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高度论证了实践的重要性。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不仅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并且以此为立足点批评国民党只是口头上宣称信仰三民主义和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14),而边区才彻底践行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被接受认同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发展完善,新民主主义的话语实践也成为全体共产党人的自觉行为。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是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相统一的生动例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设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15)。1940年3月,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6)按照这些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法规,并配套出台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对选举办法加以具体说明(17)。由于边区绝大部分农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几乎不具备任何现代民主观念,因此,与政治选举同时推进的,是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民主政治的动员、宣传和普及。在边区民众中广泛组织开展的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等扫盲教育以及秧歌、戏曲、壁报、标语等文艺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这一职能。据有关研究可知,边区于1937年、1941年和1945年先后举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直接选举。投票方式根据选举人的文化水平进行了创新:识字者采用写票法;识字不多者,采取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烙票法、编号选举法等;对于不识字的,则采用投豆法。对因路远不能离开生产岗位,或因疾病不能赴选举会场的选民,则采取由选举工作人员背选举投票箱挨户送票收票的办法(18)。《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曾跟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他的记录证实了上述说法,“乡村的选举情形,并不十分拘泥形式……因为农民不识字的居多,所以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写票,有的地方叫选举做‘烧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备选人的名字上烧一个窟窿,有些地方的习惯,候选人各有一个木箱,选举人在他所要选举的人的箱子里投一颗黑豆,也就算选举。有些地方,则由一个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选民家里去请他们投票,这叫做背箱”(19)。正是通过这种看似简陋、甚至并不合乎现代选举程序的民主方式,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着“新民主主义”的庄严承诺,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积累经验、积攒人心。

  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处理,更加能够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实践特征,进一步突显国共两党在话语实践层面的巨大差别。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土地政策和土地口号,都直接来源于革命先驱孙中山。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20)。孙中山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也成为国共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话语口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确实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和法规,如“二五减租”、《土地法》(1930年)、“田赋改征办法”(1937年)、《战时土地政策案》(1938年),修正《土地法》(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1946年),但大部分法规都沦为一纸空文,未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实行,农民的赋税兵役负担不减反增(21)。对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土地问题,中国地政学会负责人万国鼎不无沮丧地说:“十年前,我们确曾希望政府实行土地改革,曾经努力为土地法的合理修正做过不少要求与争辩。后来越来越失望了,早已失去了拟定法律的兴趣。近来,我更一再说过,要希望目前政府切实施行土地改革,很少可能。”(22)而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更将土地问题当作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来看待和解决。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23)。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即是指工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只占少数,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产阶级则占了绝大多数。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实践,便尤其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着力满足农民阶级的利益需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完成了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向“土地改革”的转变(24),使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正是在解决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才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这种基础所爆发出来的无穷力量,在随后与国民党进行的军事对决中,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小组政治顾问谢伟思(John S.Service)对此亦深表赞成:“农民之所以支持、加入共产党的军队,且与之并肩战斗,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战的。而他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信念,则是因为共产党人给他们带来了触手可及的实惠。”他把这种话语实践视为边区实行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些实惠一定是对农民社会、政治或经济条件的改善。无论这种改善的本质如何,它必定会发展为民主——如果从广义上将民主理解为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25)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不仅仅践行了政治民主,也实现了将最广泛的经济民主纳入基本目标之中。

  总而言之,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统一,就是要通过实践行动带给广大民众以实际利益。通过这一系列的话语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面前树立起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干部清廉、军民团结的良好政治形象,进而获得了民众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支持与认同。正是在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基础上,毛泽东满怀自信地说出“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豪言壮语(26)。相对于被诟病为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权而言,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也在其后的国共对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话语真理性与话语价值性的统一

  真理性是指主体反映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的程度;价值性则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多层面、多维度有用性的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真理性,体现为它对中国革命性质、步骤、动力、前途等问题所进行的科学说明,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其价值性则体现为为什么人服务和满足人的什么需要,具体而言,就是致力于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进而赢得革命胜利,才能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真理性,从根本上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最高成果,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形成了完整独立的真理体系(27)。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达,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承继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实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把认识中国社会、分析中国革命所应秉持的科学态度,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原本是儒学的治学方法,即通过实证方式探求事物的真相。毛泽东借用这一概念并对其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8)。对中国革命而言,“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9)。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分析,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中国国情,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导原则,更凝结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为全体党员所遵循。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真理性,还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在毛泽东那里,“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0)。基于1920年代知识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认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以此为基点,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内在地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推翻封建残余的压迫”(31)这样两重性质、两个任务。毛泽东又通过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细致剖析,由此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32)。中国革命正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非资产阶级专政的前途,致使其已经不同于“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33),亦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针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步骤,毛泽东既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又反对将两阶段截然分离、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34),而是主张分“两步走”,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35)。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不仅具备完整严密的逻辑结构,而且在真实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状况的前提下,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价值性突出表现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核心概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36)。在抗战期间,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37)。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明确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写入党章,正式确立为党的立党宗旨(38)。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39)。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建成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新中国,才能称得上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认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40)。反之亦然,“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41)。包括“三三制”“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都是毛泽东在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充分吸收党内外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的话语概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的实际需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中,探寻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客观规律的,也是在不断深化对真理认识的过程中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构成了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四、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实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统一,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这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区别于其他话语形态的重要特征,也是毛泽东进行革命话语建构的内在逻辑。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党内“二次革命”“一次革命”等话语先后遭到失败,究其根本都是因为照抄照搬苏俄革命经验,机械套用苏式革命话语,未能根据中国实际加以转化和创新,导致在革命战略的制定上误入歧途。而国民党三民主义话语则构筑在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上,对中国社会缺乏科学分析,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更是从本质上决定了它不可能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抓住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一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政治诉求,通过土地革命的话语实践成功动员起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话语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化。因此,它不仅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具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逐渐成为全党所共同认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话语权、赢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注 释:

  ①目前学术界对于话语的类别有不同表述方式,但不外乎从政治、学术、民众三个方面进行划分。如陈锡喜将话语区分为“政治话语(含制度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参见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俞祖华、赵慧峰则认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公共话语”的说法更为适合,参见俞祖华、赵慧峰:《民国时期民族复兴的三种话语形态》,《中华文化研究》2015年春之卷。可见,几种分类的区别主要集中于第三类话语上,但不论是“日常生活话语”还是“公共话语”,其实性质差别不大。因此,本文使用“大众话语”统而代之。

  ②解放社编:《整风文献》,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1、34页。

  ③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两步走”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关于“三大法宝”的论述,主要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主要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文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主要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98、99期,1940年2月20日。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⑦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考察毛泽东、李立三等组织和发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置位”(culture positioning)的概念,用来形容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策略,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见[美]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传统》,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绪论第4页。

  ⑧解放社编:《整风文献》,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3-3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8页。

  ⑩《毛主席号召把全部劳动力组织起来劳动英雄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日。

  (11)萧三:《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年7月1日。

  (12)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13)《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17)上述条例法规可参见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办公室编:《中国选举法资料选编》,1981年版。

  (18)卢家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6期。

  (19)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社1944年版,第220-221页。

  (20)《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0-971页。

  (21)关于国民党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可参见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22)万国鼎:《土地问题丛话之四——与劳干先生论〈正视土地上的现实问题不要空谈理论〉》,《土地改革》第1卷第7期,1948年7月1日。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24)杨奎松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土地政策,在“减租减息”和“耕者有其田”之间长期徘徊,最终转向激进和“左”倾,并非计划之中,而是受国共内战的威胁、战后土地政策“过火”倾向、地方党“宁左勿右”的执行原则、对农村实际情况的隔膜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然。参见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变动及原因——着重于文献档案的解读》,《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25)Joseph W.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Random House,1974,p219.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27)王伟光:《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求是》2018年第9期。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31)《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25日。

  (32)《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25日。

  (33)《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25日。

  (34)关于“一次革命论”与“二次革命论”,可以参见朱汉国:《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兼评中共党史上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5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分两步走”战略思想的探索过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55)《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25日。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3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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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永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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