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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以粮为纲”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
2019年10月18日 15:25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10年第6期 作者:邹华斌 字号
关键词:毛泽东/以粮为纲/作用

内容摘要:“以粮为纲”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既是其历来重视粮食问题的真实反映和自然延续,也包含着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和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工业的“大跃进”的现实考虑。这个方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挥了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粮食工作常抓不懈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科技工作的独特作用,同时,这个方针的片面实施也造成很多地方过度开发土地,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最终被迫终止执行。

关键词:毛泽东/以粮为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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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粮为纲”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提出这个方针,既是其历来重视粮食问题的真实反映和自然延续,也包含着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和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工业的“大跃进”的现实考虑。这个方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挥了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粮食工作常抓不懈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科技工作的独特作用,同时,这个方针的片面实施也造成很多地方过度开发土地,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最终被迫终止执行。

  关 键 词:毛泽东/以粮为纲/作用

  作者简介:邹华斌 湘潭大学毛泽东研究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过把一个时期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以口号的形式向群众作宣传的做法。像“打土豪、分田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抓革命,促生产”等口号都是如此。同样,“以粮为纲”也是一个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口号。这个口号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粮食问题的担扰和重视,也说明了党和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倾向。对于这个方针政策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和作用,学界已有些研究①,但还不够深入或者全面,比如对“以粮为纲”方针好的和不好的作用,人们更多从它对粮食生产的促进和它与生态失衡之间的关系来谈,而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所产生的政治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还研究不够。本文想在这些方面作些补充,以就教于方家。

  一、“以粮为纲”的提出和毛泽东的考虑

  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6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等人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问薄一波:现在农业已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②?毛泽东当然不是信口说出“以粮为纲”这4个字,那么它的背后包含着毛泽东什么样的考虑呢?

  首先,它是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真实反映和自然延续。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粮食问题对于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性。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去赣南、闽西开辟新根据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域狭窄的井冈山地区的粮食产出不足以供给日益壮大的红军队伍。这使毛泽东亲身感受到粮食问题对于开展革命战争的重要性。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次经济建设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同时,也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我们必须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尽管毛泽东所讲的经济建设包括“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③,内容广泛,但显而易见粮食问题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为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说明了他对解决粮食问题以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很多的会议讲话、文件批示和论著中都深刻论述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1953年,主要由于全国大面积的农田受灾而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为此,毛泽东要求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0月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主持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起草的《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并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此事。《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④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⑤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份农业部的报告中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⑥

  在这些讲话、批示中,毛泽东一再向全党强调粮食工作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仅将此视为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的逻辑基础,那是不够的,因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和最高决策者,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考虑,重视粮食问题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对于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的想法,我们还要考察更深层次的因素。

  其次,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工作要为国家工业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众所周知,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其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要实现工业化,资金从哪里来,如何解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新中国不可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靠海外殖民扩张来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工占农利”策略,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在当时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资金也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中心是粮食生产,抓住了粮食这个纲,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市场、原料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此,从农业要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这个角度考虑,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的方针,是合符逻辑的治国思路。

  再次,毛泽东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蕴含着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跃进”的现实考虑。

  我们知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并公布了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并决定以讨论这个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大辩论,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这次会议的精神经过《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实际上等于向全国提出了“大跃进”的号召。在这年冬天,全国各地农村开展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正式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⑦。此后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级领导干部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调子和所提出的计划指标越来越高,而1958年夏秋间各地频频施放的农业“高产卫星”,毛泽东在视察各地农村时所看到的各种表面现象,这既使毛泽东为农业的“大跃进”形势而欢欣鼓舞,同时也给毛泽东和全党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工业,特别是钢铁和机械⑧。实际上,毛泽东希望加快中国钢铁生产的愿望在1956年就已表露出来。1956年2月,他在听取工业方面的一次汇报中“就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进入到1958年,随着赶超英国的时间越提越短,对1958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也就越提越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也就有了1958年6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问薄一波:“现在农业已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毛泽东所提这个问题,无论从1958年他对国家经济工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的变化来看,还是从话语本身来分析,其着重点都在后半句话,即“你工业怎么办?”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明显表露出了以农业逼工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上来的心情。事实上,在毛泽东向薄一波提问的第二天,国家冶金工业部就向中央报出了1958年产钢1070万吨的高指标⑩。

  从以上分析来看,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既包含了历史的逻辑,也有现实的考虑。同时,还要指出,尽管“以粮为纲”成为党和政府指导农业工作的重要方针(11),但在“大跃进”的狂热氛围中,“以粮为纲”不但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理性的执行,反而导致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倾错误的泛滥,给中国农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1959年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春荒,这个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被毛泽东知道,这对毛泽东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在这封信里,毛泽东重提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2)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这两个重要文件,把私人喂养家畜家禽和保留自留地的权利还给了广大农民。这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13)。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在会议前期的轻松气氛中,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中向与会者分析了过去一年的经验教训,部署以后的工作,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他认为,过去一年来,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要把过去重、轻、农的安排改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毛泽东还讲到,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农、轻、重”思想,也是他和全党在经历了过去一年工作中的挫折后所得到的深刻教训。

  但庐山会议后期,因为毛泽东对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进而错误地发动了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也使党内在前一阶段经过毛泽东和全党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有所抑制的“左”倾错误,在庐山会议之后又泛滥成灾,而大饥荒就这样与中国不期而遇。

  严重的饥荒,使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全党不得不在反右倾的做法中再一次冷静下来。

  196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国的农业应当是:以粮为纲,“粮、棉、油、菜、糖、果、烟、茶、丝、麻、药、杂”12个字统一安排,全面发展多种经营(14)。这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作为党指导农业工作的重要方针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1960年7月上旬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苏联撤退专家和国内经济等问题。针对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的状况,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这个文件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15)并且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同时,文件还强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必须坚持。”(16)

  这是全党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而“以粮为纲”是这个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粮为纲”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全国形势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但全国粮食总产量仍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从1966年的4280亿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亿斤。为什么能这样?这就不能不提“以粮为纲”方针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这种独特作用的发挥又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一再叮嘱全党,要把粮食工作抓紧。据1969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17)

  毛泽东对粮食问题的重视,成为“以粮为纲”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第一、“以粮为纲”是毛泽东提出并充分肯定的,这成为上至国务院,下至各省、市、县的一些干部坚持抓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工作的基本文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遭到“左”倾错误和思潮的干扰与破坏,粮食工作也不例外。但因为有毛泽东提出并充分肯定的“以粮为纲”方针,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很多时候就能够排除“左”倾错误和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去抓农业生产,抓粮食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除1968年以外,国务院坚持每年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听取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报粮食工作,收集粮食生产资料,研讨解决有关问题的意见和措施,保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

  作为中央领导的周恩来是如此,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同样也有很多人在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对粮食工作常抓不懈。如李德生,在“文革”开始以后,他作为第十二军军长率部队到安徽进行“三支两军”,因工作出色被调到中央工作。到中央工作以后,李德生仍兼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7、8月间,李德生到安徽调查研究全省的经济建设情况,用45天的时间把全省的73个市、县大部分走遍了。每到一处,他都同当地领导干部商量如何把粮食生产抓上去,鼓励大家理直气壮地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还组织领导干部带队,抓了20多个后进生产队,通过蹲点帮助,来发展生产,以此来推动全省的农业发展(18)。

  第二、“以粮为纲”的方针对“文革”时期的农业科技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要求单位耕地面积的粮食产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就成为了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农业科技工作非常重视。1956年,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面部署中国科技的发展,从13个领域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其中抓住更带有关键意义的12个科学重点来进行研究,这里面就包括“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农业科技工作同样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以湖南省为例,在“文革”期间,“各农场的科研工作基本停顿”,“各级种子机构撤销,人员调走,种子工作又一度陷入停顿。”“省植物检疫专职干部只剩下3人。专、县两级专职检疫干部都改行干其它工作,植物检疫工作无法进行。”(19)但农业科技工作事关农业生产大局,关系到粮食产量的稳定和提高,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动乱局面下,对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他们的科研工作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一定的保护。

  我们以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经历为例,袁隆平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文革”开始后,袁隆平所在的湖南安江农校校园内刷满了针对袁隆平的各种大字报。作为校内遗传育种学科里的超级权威,似乎避免不了被打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厄运。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校园内各种造反组织纷纷建立,揪斗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时候,却没有针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其原因是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症》1966年2月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引起国家科委九局的高度注意,认为袁隆平的这项研究,已经走到了世界领先地位,如果能取得成果的话,肯定会对粮食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经请示国家科委党组,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给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各发出了一封公函,要求大力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这样才避免了造反派对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工作的冲击(20)。这说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狂飚突进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没有放松对粮食问题的关注。再加上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中,有相当一批干部敢于坚持真理,用实际行动抵制“左”倾错误,由此一来,就为农业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为他们赢得了在动乱岁月中十分难得的科研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以粮为纲”方针发挥的独特作用。

  三、“以粮为纲”方针的片面贯彻及其后果

  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并不是单纯地把粮食生产放在独一无二的地位来对待,其准确的表述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他所强调的是农业生产的综合平衡,是一种超越了单纯粮食生产的“大农业”思想。毛泽东在很多党内场合都阐述过这种思想。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多次讲到农业内部的综合平衡问题。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其间讲到综合平衡问题。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要实行两条腿走路、并举,但实际上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农业内部就是农、林、牧、副、渔的平衡(21)。

  7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这么一段话:“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农,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22)显然,这是一种全面发展的农业工作思想。

  1960年3月间,毛泽东从广州回北京,和沿途各省、市的负责人有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23)

  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一方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同时又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想要的农业是“农、林、牧、副、渔”综合平衡发展的农业。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恢复、调整的情况来看,“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6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19453万吨,接近1957年的水平;棉花总产量达209.8万吨,糖料总产量达1537.6万吨,烤烟总产量达37.2万吨,比1957年高出27.9%、29.3%和45.3%;油料总产量达362.5万吨,黄红麻总产量达27.9万吨,蚕茧总产量达10.5万吨,分别比1960年增长86.8%、38.1%和17.9%。畜牧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国畜牧业产值达82.7亿元,比1960年增长2.32倍。猪牛羊肉产量达551万吨,比1957年增长38.3%;大牲畜年末存栏数达8420.5万头,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副业生产也持续发展,1965年全国副业产值达38亿元,也比1957年高出65.9%(24)。

  这些成就的取得,证明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正确方针。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向全党、全国人民强调粮食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对阶级斗争的高度关注,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警惕,特别是他对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观点印象深刻,并多次在党内会议和各种谈话中予以强调,而在现实生活中就形成了将农村家庭副业、多种经营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掉的政策,从而使“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相反,在很多地方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扫光”,根本谈不上“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很多地方对“以粮为纲”方针的贯彻变成了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一味地以粮食生产为主,完全放弃了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客观均衡规律。

  在林区,粮食生产与林业争地的结果是导致森林被乱砍滥伐,森林资源遭受极大的破坏。在农牧交错地带,在贯彻“以粮为纲”政策的压力下,很多地方根本不顾当地实际情况,采取过分开垦草地的方式来生产粮食,其结果就是导致土地沙漠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其它地区,“以粮为纲”方针的实施,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的同时,也给基层干部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再加上人口多、粮食需求大的生存压力,人们就不得不采取掠夺式的方法去开发土地,增加粮食生产,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原有植被,也使土地不断退化、土壤不断沙化。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以粮为纲”方针的贯彻,使国家在“文革”动乱岁月中保持了粮食生产的基本稳定,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相反,“以粮为纲”在“文革”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以及在此之下人们所背负的政治压力,使向大自然索取能够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在很多地方成为必然选择,从而造成生态的失衡,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对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正因为如此,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一方面继续坚持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针政策,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不再提在“文革”时期具有某种特殊政治味道的“以粮为纲”了。

 

  注  释:

  ①主要有:任松峰、崔维友:《试论毛泽东“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学理论》2009年15期。高芸:《关于“以粮为纲”何时被写入政府文件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宋乃平、张凤荣:《重新评价“以粮为纲”政策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经济地理》2006年第4期。亢犁:《试论毛泽东“以粮为纲”的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②⑨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3、716、724~725页。

  ③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④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99页。

  ⑥⑧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23、822页。

  ⑦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350页。

  (11)高芸考证指出,“以粮为纲”并没有在1958年被写入政策文件之中。高芸:《关于“以粮为纲”何时被写入政府文件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3)(21)(22)(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4~946、964、967、1063页。

  (14)(15)(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516、521页。

  (17)《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8)参阅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8~59页。

  (19)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农林水利志》,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896、951页

  (20)参阅庄志霞:《袁隆平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9页。

  (24)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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