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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在云南省社科院的学术时光 ——访民族学所所长郑晓云研究员
2019年03月18日 16:23 来源: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信息中心/念鹏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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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我院建院40周年,充分展示我院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成绩,信息中心聚焦“建院40周年”主题采访了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所所长郑晓云研究员。现将访谈资料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郑晓云研究员近照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郑老师,您好!您来云南省社科院工作了多长时间?请谈一下这些年在院里的工作?

  郑晓云:1983年,我从云南大学毕业来到云南省社科院工作。时光飞逝,到现在已经过去36个年头。那时民族学所尚未成立,因此我首先来到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我清楚地记得,七月份到历史学研究所报到后,八月份培训完,九月份我们就打起行装下去西双版纳基诺山区做田野调查研究。后来的四五年时间,每年有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在基诺山上做田野调查。

  民族学所是1986年在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我也转到了民族学所工作,一直到2002年才离开。这段时间,我主要以基诺族、傣族作为研究方向,也会寻找各种机会去云南其他民族地区和国内的一些民族地区,包括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在民族学所工作的过程中,我先后担任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副所长。2002年,因为工作需要,我到科研处任处长。2015年初,我转岗回到民族学所担任所长,至今3年过去了。

  应该说,我在云南省社科院的经历是比较丰富的,从历史研究所到民族学研究所,再到科研处,又回到民族学所。从普通科研人员,到科研管理干部,再次回到所里做科研管理工作。从科研到管理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使我有机会扎扎实实做科研,立志于自己长期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使我有机会接触从研究所到科研综合管理的岗位,最后负责一个研究所的全面工作。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是一种人生的经历,更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这使得我不仅有科研的贡献,也能为全院科研事业的发展做一些有限的贡献。我的一生基本上是和云南省社科院建院以后的整个发展历程同步的,云南省社科院即将迎来建院40年,能与院同庆,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回顾过往,您记忆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值得回忆?

  郑晓云:云南省社科院走到今天,历史不算是太长,但是云南省社科院有他的特点和辉煌。在我过去的人生经历中,和云南省社科院一起成长、一路伴随、一同前行,其中有很多难忘的记忆,这里主要说两点。

  一是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院里对年轻人社会实践(学术上称为“田野研究”)的要求非常高。当时的领导要求年轻人到基层进行长时间锻炼、长时间调查研究,我本人无论是在基诺山、傣族地区,还是在其他地方,尽管条件十分艰苦,都能一次几个月甚至是半年都在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我调研比较多的基诺山区,当时公路仅到达乡政府,再往下面去的小乡(现在称“村民委员会”)根本没有公路,有的村要走两天,最远的要走三天才能够到达。田野生活中,我没有过多的设备,只有很简单的行李,到了老百姓家里以后,临时找一些行李被盖,晚上常常睡在火塘边,用一本笔记本做记录。至今,我对那时的云南省社科院鼓励大家立足基层做长期调查研究仍然记忆犹新。我后来能够取得一些成果,养成一种长期田野的习惯,无一不和云南省社科院初建时对大家的一些要求有关。我觉得不仅仅是民族学、历史学,其它的学科也是要求大家立足于现实做扎实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现实有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学之路,首先是立足于扎实的实地调查研究中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学术,服务现实,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经历。

  2018年郑晓云研究员在西班牙农村调查中世纪水利设施

  二是虽然云南省社科院地处边疆,但是我们的学术并不封闭。在我的印象中,从20世纪80年代末往后,云南省社科院走的是一条向世界开放的道路。我们创造很多机会,积极对外联系,积极对外合作,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合作空间和机会。拿我自己来说,有很多值得记忆的地方。比如1986年,我有机会参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到泰国进行40天的调查研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和了解国际学术。比如1996年,到泰国参加清迈城市建设建成700周年纪念活动,我是云南省唯一一个获得邀请的中国学者。再比如,国际泰学研究会在云南的召开等。我本人也在云南操办了多次国际会议,包括2005年和西山区人民政府合作的“水文化与生活环境保护国际会议”、2008年和越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合作的“红河流域的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国际会议”、2015年和云南民族大学合作的“古代文明中的水智慧和成就国际会议”,都是当年较大的国际会议。这些都表明云南省社科院对外开放搞得比较早、比较好。我本人也在这种环境中继续努力,建立起了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交流合作关系,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对外合作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我本人的学术研究也能够从云南走向国外,有了更广阔的合作交流空间。这一点对我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云南省社科院的发展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初建时基础薄弱,尤其是物质基础、职工待遇、工作条件、资金投入和内地的社科院是不能相比的。但是一代又一代,云南省社科院的职工都在不断奋斗、不断开拓,甚至走出了其他很多地方社科院羡慕的路子,例如在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合作方面,云南省社科院在全国是走在前面的。同样的,民族学研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在国内外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有很多自己的特色,成为这个领域里一个不可忽视的阵地。

  郑晓云研究员在泰国农村调研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请介绍一下民族学所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

  郑晓云: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就来到了民族学所,现在又回到了民族学所。在离开民族学所的13年中,我和民族学研究所的距离也就是一层楼之遥,我从事的也主要是民族学研究,我对水文化的研究也首先是基于少数民族水文化而展开的。作为民族学所的老职工,回顾民族学所这么多年走过的历程,我觉得民族学所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在民族学创立发展的时期,中国的民族学也处于一个恢复的过程中。文革期间,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而被禁锢,长期没有得到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迎来了学术发展的春风。民族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乘着这股春风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所谓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再建设的阶段。那时,从“人”的背景来说,从我们的老师辈一直到我们,整个所的研究人员基本上学的是历史学或其他学科。大学里也没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换言之,我们都没有接受过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训练和专业训练。从“理论”的背景来讲,停滞了几十年,民族学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建树,使我们能够来学习、运用和摸索。因此,从民族学所成立以及初步成立的过程来看,大家都处于再起步再发展的过程中。当然,我们的老师辈走得比较早一点、远一些,但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都是处于起步的阶段。

  刚来的时候,我们长时间到民族地方去,深入到田间地头里,深入到每个民族的寨子里、火塘边,去调查、研究、思考、体会什么是民族的差异,什么是民族的感觉,什么是民族的文化,什么是民族物质及精神层面的一切。通过几年的研究,民族学所对研究的民族的各个方面都有第一手的、鲜活的资料,有了贴进去的感知和认知,这为我们长期研究打下了基础。民族学所提出,要“联系一个地方,了解一个民族,研究一个专题”,这对新来的研究人员“沉下去”是非常重要的。

  随后,民族学所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也包括人员不断的补充,研究的领域也更宽了。民族学所成立之初,基本上每个研究人员研究一二个民族。比如我研究基诺族、傣族,有的同仁研究哈尼族、纳西族,每个人以族别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的发展,民族学所除了族别研究这个基础外,还延伸到婚姻家庭、历史、文化、宗教、环境等方面。立足于族别,研究的领域在逐步拓宽拓展,我认为这是民族学所发展历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最近几年,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我认为是理论研究更专门化的变化。今天中国的学术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论是人才队伍还是理论建设都和过去有了较大的不同,更加专门化、科学化、系统化。一批受过博士训练或正在念博士的青年研究人员充实到民族学所的科研队伍中来,他们受过专业的系统的训练,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和我们这一代人有所不同。目前所里年纪大的同志很多都已经退休或退居二线,年轻人员已经占到一半,甚至越来越多。民族学研究在我们所就更强调科研人员学科基础以及学理在研究中的运用,民族学研究就会更专门化。我们既要立足于长期对不同民族的研究,又要对这一民族研究得更加专门化,有更明确的发展方向,有更科学的理论、方法支撑。目前民族学所确立了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如民族生态研究、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研究、跨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就我个人的学术而言,最近在整理基诺族以及傣族研究的论文集,回过头去看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发表的文章,也明显看得出学术发展的轨迹。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表的文章,更多强调调查研究,更多是鲜活的资料,不是太强调研究过程基于什么样的理论。2000年以后,我个人发表的文章就会基于某种理论、基于某种更具体的领域进行研究。

  学术更开放化、国际化、专门化,强调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这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因此,民族学所走过了过去基于田野的第一手扎实的调查,到现在更加强调对问题的研究、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建树,强调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必然发展过程,民族学所也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的经历。在未来,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来到民族学所,他们能够立足于扎实的田野研究,立足于扎实的理论功底,对问题的分析研究会更深入、更广泛、更具有前沿性,对学术的贡献、对现实的贡献也会更大,期待民族学所好的前景。当然民族学所的年轻科研人员和我们这一辈人相比田野功底相对薄弱,基层调查研究不足,这一点是必须要弥补的。

  2018年郑晓云研究员(左三)在宁蒗县拉白乡与乡党政领导干部交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在云南省社科院近40年的工作时间内,您主要的学术成就有哪些?

  郑晓云: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经历里面,我确实对学术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确实接触过很多方面的研究,但我还是有自己长期坚持的研究主线,总结起来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一个方面是对傣泰民族和基诺族的研究。我把中国的傣族同周边国家的傣族族群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傣族研究作了大的拓展。首先基于对周边国家四五十次的实际调研,我收集了大量相关文献,复原了傣族从云南迁徙到周边国家的历史,描述了傣泰文化的现状和多样性,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我在中国学术界首先提出“傣泰民族”这个名词,来概括中国的傣族和周边国家有共同民族历史渊源关系的族群,现在“傣泰民族”这个学术名词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傣泰民族”涵盖云南傣族以及和云南有历史渊源关系的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度5个国家的泰人,对“傣泰民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作为东南亚人口最多的民族之一的傣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互动关系,以及他们未来能够通过这种历史渊源关系创造区域的和平和合作的可能性。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基诺族研究是我几十年的研究重点,我发表过一系列论文,也出版了几部书,但是自己最看重的还是《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这本书所写的是亚诺寨的基诺族,村子里的家族成员,无论有十个八个二十个家庭成员都居住在一个不断被加长的大房子里,这种居住形态和延伸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因此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长房”居住模式和社会文化形态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当属亚诺寨,只可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长房”慢慢解体,今天已经完全成为了记忆。我正好在1983年初以及到随后的几年,观察到了长房解体的最后过程。《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记录了这么一种居住形态、居住模式和社会文化形态,也包括基诺族的祖先崇拜、家族渊源关系、宗教文化、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这本书一经问世广受好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还对基诺山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基诺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问题进行研究,2016年也出版了基诺族的节日志——《基诺族特懋克》。

  第二个方面是对于文化认同的研究。关于文化认同研究,1992年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文化认同研究的著作——《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著作出版不久,就受到学术界比较高的评价。当时一些专家评价这本书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性脚步迈进的声音”。这一本书第2版出版的时候改名为《文化认同论》。现在,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的研究领域,很多领域都涉及到文化认同研究。我写《文化认同论》时,只有三十多岁,没有太多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参考,只有根据当时所拥有的文献、田野的调查和自己的思考构建起一个文化认同的基本框架、基本理论,提出了个人对文化认同名词的解释和限定。如今,学术在不断延伸发展,但《文化认同论》毕竟是一个基础,他提出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框架仍然没有被否定,也还不断地被引用,仍然有生命力。在此基础上我也做了很多个案的研究,除了中国以外我还做过一些海外的个案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今天文化认同问题也同样可以延伸到我所研究的生态环境研究之中。所以,文化认同研究是我比较大的学术成就,他也影响到了很多学者对文化认同的研究。最近《文化认同论》已经出版了第3版,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反应都非常热烈。中国日报刊登的一篇对我关于文化认同问题的访谈,在中国日报网上被阅读了10万次,近1个月的时间里居于专栏文章头条,这是我个人学术观点传播最广泛的一次,也反映出人们对文化认同问题的关注仍然是较高的。

  第三个方面是在近二十来年里,我大量的精力转向对国内国外的水的历史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我提出了“水历史”这个学术名词和概念,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提出并运用的名词。到今天为止,“水历史”这个名词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水历史”是从英文“water  history”直接翻译过来的,和我们平时常说的“水利史”并没有直接的替代关系。我也无意用“水历史”这个词去替代传统 “水利史”这个名词。但是“水利史”更偏重水利工程的历史研究,同时也关注相关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而“水历史”则强调水的社会性,更关注水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水对人类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所起的作用,当然也包括了水利工程及其社会文化效应。同时这个学科也是和国际上相接轨的。因此“水历史”和“水利史”两者之间不能互相替代,也没有必要互相替代。近年来,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对推动中国的水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水历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几次大的国际会议都使用“水历史”这个名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水历史”学科只是在国际层面被重视,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学者参与不多。最近几年,我积极地推动水历史学科发展,使这个学科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相信水历史学科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这个领域,认识到他的价值。水历史学科对中国水的可持续和化解当代水危机会有越来越大的贡献。在这个领域,我也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在海外著名杂志和国内一些比较高级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包括瑞士《水》(SCI)、《可持续》(SCI)、英国《水科学与技术》(SCI)、美国《地球科学与工程》(CSA)《环境问题研究国际学刊》、芬兰《芬兰环境史》等国际有影响的刊物,国内的包括《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等刊物。目前我正在进行中外水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几项研究成果。这个领域也是我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联系最广泛的领域。在2004年成立了国际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成为一个较好的集合院内外相关科研人员的平台,中心承担了一系列的科研任务,主办了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有了很多学术成果,对我们院的生态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在2012年曾经担任国际水历史学会主席,同时也举办了多次相关的国际会议。今年5月份还将在湖北大学操办一次新的水历史国际会议。

  这些年,我都在积极地呼吁中国社会科学界要重视对水的研究。过去20年,我在国际学术界研究交流的过程中有个深切的感受,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水的研究在国际上是非常热门的,他们从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的领域研究水的问题,但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水的关注和研究甚少,缺少长期致力于水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专家,这和国际学术界形成很大的反差。因此,推动水历史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繁荣和发展,是我学术上义不容辞的事情。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8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科学在应对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发展》的文章,深入探讨了社会科学对于水研究的相关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在应对当代的水危机中的价值和学科建设。我本人也将在这个领域内长期耕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长期致力于水文化、水历史与水环境问题、文化认同问题、跨境民族问题、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和体系,并且著作等身、成果丰硕。您怎样看待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的过程?

  郑晓云:从个人的学术经历来讲,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发展同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应该说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国家改革开放,学术得到逐步恢复和建立,我们有扎实的基层调研工作,有不断扩大的学术空间,并汲取不同的学科知识来拓展自己的研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是我个人总结起来比较幸运的一个地方。

  首先,如上所讲到的,我自己能够立足长期的田野研究。大学毕业后,整理行装到达民族地区,一待就是几年,虽然不是每年整年待在那里,但是每年都有半年、几个月在下面做调查。到现在为止,基层调查研究一直是我研究的根基。无论是在基诺山,还是在傣族地区,我现在还有几个调查点。这些调查点,过去三十多年间回访调查一年都没有间断过,我和当地老百姓已经是三代人的友谊,今天关系仍然很密切。田野调查,除了扎扎实实的点上田野,还有面上的调查。只要时间允许,国内各个民族地区我都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以至于后面走出国外,调查研究(田野研究)成为我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根基。就算在海外访问研究,我也会尽可能的做田野调查工作。我最自豪的是几条大江大河的实地调研,从源头到源尾我实地走过了美洲的科罗拉多河、亚洲的澜沧江湄公河、红河等。田野调查从美国西部印第安人的水利灌溉设施、摩洛哥的坎儿井、罗马的引水渠到日本的泉水利用、泰国的水神灵祭祀等等,这些田野的积累使我的科研之路更加丰富、更加独到。总之,大量的调查研究,使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一点是总结我学术历程比较重要的方面。

  第二,我的学术研究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相同步,走过了一个从云南到国际化的研究道路。我已经走过海外的三十多个国家,掌握海外调研点的资料已经有一百多个。这几年我也广泛开展国际学术研究,包括海外民族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海外水历史与文化研究,逐渐构建起自己的一个学术框架。研究的领域和关注的问题,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上,从社会研究、民族文化研究到环境问题的研究,到现在重点关注水的历史文化研究,都有一个大的扩展、大的比较和大的视野。

  从学术活动来看,我也频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国际合作研究、出版等,使自己的路子能够越走越宽。这一切,是我们的国家、单位提供了条件。自己也有这个志向,不断开拓研究上的新视野,不断向新领域拓展,去探索未知。当然,科学的事业是太大的事业,科学的领域是无止境的,科研的过程是无尽头的,但是你想达到的科研的尽头是光明的,只要愿意走,你就一定能一步步接近科学的曙光。

  第三,在我过去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我一直非常重视基础理论探索和现实应用研究的结合,努力通过科研服务社会。尽管个人的能力可能微薄,但我认为这一切是一个学者的基本职责,因此我在科研工作中总是努力探索各种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将研究的成果表达为学术论文和一些内部的报告。事实上我有很多内部的报告都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也很少为人所知,但是有很多都在现实中产生了实际的作用。例如在2009年以后持续的5年过程中,云南经历了百年未遇的大干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2009年干旱发生后,我就立即着手进行研究,给省委省政府呈交相关的研究报告。我的研究受到了时任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且亲自下达新的课题开展研究,我率先提出了在云南建设百万个小水窖等多条建议已经获得了实施,进入了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同时也提出了干旱长期治理的观点,受到国内专家的广泛认可。2014年全省出现严重春干旱,我及时提出了工作建议并进入全省实施,为全省减少干旱损失做出了贡献。这些工作过程中的研究报告多次受到了时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总之,具有为现实发展、为老百姓做科研的情怀和责任感,我认为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学者人生价值的体现。今天对水问题研究的关注,反映了我对人类面临着的共同环境危机的一种责任感。因此我认为现实问题研究中也有大学问,而基础性的研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认为,以上这几点在我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对云南省社科院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好的建议?

  郑晓云:云南省社科院即将迎来建院40周年的大庆,作为一个和云南省社科院相伴走过36个年头的职工,我对云南省社科院的发展充满信心,相信云南省社科院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对您的问题,我只能结合我个人的经历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首先,我认为一个科研机构清晰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云南省社科院的定位就是,既要加强理论建设,也要关注现实发展,立足理论的创新和理论的支撑进行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时,现实问题的研究也驱动社科院的学术发展和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创新。社科院既有别于大学,又不同于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大学比较强调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更加侧重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云南省社科院的基本功能和所做的具体工作决定了我们要关注现实、研究现实并贴近国家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需要,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去服务现实的需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深刻系统的分析、有战略性的把握并且提出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认为这是社科院安身立命的基点。立足基础研究,研究现实情况,再不断地驱动我们院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车之两轮(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才能同时获得大的推进。

  其次,我希望云南省社科院未来的发展仍然能够保持理论上不断创新的热情。云南省社科院如果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如果讲不出在理论创新上的创新点和贡献,这是不合适的。当然,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创新并不是反映在所有的领域,而是应该突出地域性、研究传统、人才基础以及时代的前沿来体现创新。这种创新也应该有别于高校和兄弟社科院。应该思考云南省社科院的有什么独特的创新基点?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创新点在什么地方?对于未来的学术发展,我们的创新贡献在哪些方面?我认为大家应该齐心协力以开放、包容、积极的姿态和方式支持基础理论研究,保持学术领域的创新,在学术和服务运用方面有独特的、别人绕不过的、说起来要提起来的创新基点。

  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强调扎实的长期的研究。我们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基于人才、资源、学术传统以及基础理论建设等方面,长期的基础研究,持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样就可以出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成果,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的发展与创新,服务于国家以及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工作和需要。

  访谈时间:2019年2月26日

  访谈地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

  访谈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信息中心 念鹏帆

作者简介

姓名:信息中心/念鹏帆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蔡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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