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总体性概念，是一个标识人类文明演进和发展趋势的核心概念。一般意义上，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思想等领域发生的全方位、系统性剧变。通过梳理和反思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内蕴的普遍趋势和变革过程，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等存在差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各不相同。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来看，当前有代表性的现代化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代表的“欧化”“西化”或“美化”的道路，可以简称以欧美为代表的“原发现代化”（primordial modernization）；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代表的“后发现代化”，即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两种现代化道路既有共同特征，又各有特色。由此这两条现代化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些共同的现代性特征，但由于经济基础、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的不同，两种现代化道路又表现出各自独特的现代性（modernity）特征。

一、“现代化”“现代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一）“现代化”的本质意蕴 

　　“现代”既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指的是世界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与“古代”相对应；就后者而言，它指的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在内的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在当下呈现出来的文明样式，从而与“古典”相对应。“现代化”肇始于西欧，后扩展至全球，它是指一个变革性过程，而且特指世界性、深层次、宽领域、长时段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欧美等国率先发起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过程；二是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先进技术等多方面要素推动社会变革，追赶并努力超越先进工业国的过程。 

　　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来看，“现代化”的历史界标即肇始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它特指人类从16世纪至今所发生的深刻的量变和质变过程。现代化的最初表达是“工业化”，由于西方国家最早进入工业社会，因此现代化也通常被冠之以“欧化”“西化”“美化”等不同称谓。在历史过程中，“现代化”表现为“人类进入一个取得技艺的现代理性阶段，达到主宰自然的新水平，从而将自己的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和合理的基础之上。”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是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的胜利，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代表的“经济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最初在欧洲国家形成，是西欧与中欧的现代化进程。 

　　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现代化”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是指后发国家通过“变革”赶上发达国家的过程。如果说“现代化”的原生语境是“工业化”，那么“现代化”的次生语境即后发国家“赶上”工业化的过程。基于“赶超”或“追赶”语境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少见，应该说，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他看来，现代化既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含义，也有后发国家“赶上工业化”的意思。在此意义上，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其中，“工业化”“电气化”表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核心要旨。与此相类似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把“现代化”理解为赶上发达国家的过程，“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由此可见，具体到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时空中，现代化就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从综合影响来看，“现代化”是包括社会领域各方面因素在内的全方位综合性变革，它是对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知识增长、政治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迁以及价值重塑、心理适应等多方面变革的总称。换言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 这个过程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是人类一种新的文明形式的开拓。“现代化倾向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和延伸，它一方面全力吸收了以往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方面又以传统所从来未曾有过的创造力和改造能力，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二）“现代性”的总体特征 

　　“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概念，那么“现代性”则是对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与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社会的共有特征与共性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的总体性概念。 

　　首先，“现代性”最早是对资本主导的现代化社会及其本质的反思与评价。“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在早期语境中，“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利奥塔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现代性在根本上内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之中，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的表达和概括。它表达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背景下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模式，这种秩序和模式与封建时代的欧洲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依据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来看，人类社会按照“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的阶段发展，在这一逻辑进路中，“现代性”是“物的依赖”阶段，是对“人的依赖”的扬弃和超越。由此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和人的独立性的生成，同时也意味着资本逻辑（物的逻辑）对人的控制的开启。因此，从经济层面来看，“现代性”最主要的特质即资本化和物化，它是物化的生产关系的全面形成，也是市场化和资本权力的真正确立。 

　　其次，“现代性”代表一种全球性的变革趋势和发展动向。现代化具有多样性，现代性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在全球性中确证的。如果说“传统性”是在单个国家和民族中确证的，即在孤立的封闭环境中传承的，那么“现代性”则是在“世界历史”所确证的普遍性中生成的。马克思指出，现代性通过国际性和全球化来确证，它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内在动力，其必然趋势是“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在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社会中，现代性以国际分工为基础，它代表全球性趋势下的共通性，即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逃避现代性的影响，而是需要在现代性浪潮中自我发展。 

　　最后，“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之流变性、矛盾性的反映。“现代性”不是僵化的模式，也不是特定的形态，而是处于“流变”中的现代社会的特质。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看作“活的有机体”，而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形态。“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本质和特征的表达，其最鲜明的特征即“流变性”，这种特征充分表达了现代社会的过程性。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性”的流变性毫不排斥它的相对稳定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现代社会具有流变性，这是现代性之“矛盾性”的根源，即是说现代性总是处于矛盾和裂变之中。这种矛盾和裂变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鲍曼、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等人都对此有过严肃的思考和深刻的批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既是一种挑战，也呈现出“问题百出的特征”，他从否定性的视角揭示了现代性的“危险性”，即现代性“自身充满着矛盾，它有黑暗面”。现代性的这种负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军事领域，由此造成的现代社会存在着“自我生成的危险。”毫无疑问，现代性的矛盾性是由资本、市场以及物的统治造成的。这正是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人们广泛讨论的“现代性的危机”问题，而对此问题或危机的反思则意味着多元现代化的开启和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曙光。 

　　（三）“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现代化”和“现代性”共同构成了当下人类文明的核心逻辑，确证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本质特征及表现形态的理论表达，具体表现为不同道路模式的“质性表达”。尽管现代化或现代性具有趋同性，但人类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却具有特殊性、多样性，不同国家或民族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各不相同。 

　　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来看，现代化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即人类沿着历史逻辑前进的道路必然走向更高阶段，因此，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进程一定会使每一个民族从封建主义、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出以资本为内驱力的鲜明特征，这种现代化充满了矛盾性，造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引发了现代化危机和“现代的灾难”。为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新路，即共产主义道路。马克思强烈反对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上升、套用或推广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一般发展道路”，反对“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亨廷顿认真探讨了现代化的理论与历史经验后指出：“现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含义。资本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轴心，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轴心，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不再作为主导力量。” 在人类现代化的宏大谱系中，中国式现代化恰好代表了马克思设想的“现代化新路”，也充分证明了人类现代化可以采取多样的形式。

二、西方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危机

　　西方现代化标定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原初阶段”，这种现代化代表了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最早道路”。从历史上看，西方现代化是从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一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以资本为内驱力，因而展现出独特的现代性特征。 

　　（一）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西方现代化的最早语境即工业化，特指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综合体。西方现代化的最初代表是英美等国家，它们经过工业革命率先进入“现代社会”。 

　　首先，从起因看，西方现代化是肇始于工业革命的全方位、根本性、整体性剧变。习近平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 从时空尺度来看，西方开辟的工业化道路无疑代表了人类现代化的最早模式，这种现代化推动西方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和都市化转型，推动以商品为中介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进而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最终形成了以工业社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所以，早在西方工业革命发轫之初，马克思就对西方社会这种以现代生产方式（工业化）所引起的“现代化”和社会剧变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其次，从动力看，西方现代化是由现代生产方式推动的经济社会大转型和大变革。现代化内嵌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它是由现代生产方式推动的结果。在社会形态变革和时代划界中，生产方式往往是最具革命性的“时代标尺”，其中，生产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它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显然，马克思把现代化的动力标定为“现代生产方式”，认为“前现代”和“现代”的划分是以蒸汽机、棉花加工机的使用为界标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把英国确定为现代化的“典型地方”和“典型国家”。 

　　最后，从结果看，西方现代化推动西欧和北美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体现在经济层面即“工业化国家”的形成，体现在政治层面即“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现代化最重要的外在表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主要标志是“工业城市”（Fabrikstadt）和“世界城市”（Weltstadt），在这些城市中，“财富就是资本财富，资本以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或工业资本的形态出现，通过使用它，人们手中的货币量不断地增长”。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驱动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其实现路径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资本成为统领社会的最高存在，使“现代欧洲社会”代替了“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 

　　（二） 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 

　　西方现代化推动西方社会整体迈入工业文明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本是西方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集中表现为资本积累、新式机器的采用、经济个人主义和市场扩张，这些因素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中交替起作用，推动西方现代社会展现出了独特的现代性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方式全面“物化”。西方现代社会首要的现代性特征即资本控制下全面物化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起源上看，西方现代化内嵌于资本的生成、增殖与主宰逻辑之中。资本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犹如“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可以说，资本形成的过程就是西方现代社会萌芽和建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破除传统社会的底色，最终建立以资本为驱动力的“全面物化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资本一出现，“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西方社会呈现出的全面物化特征引发了多重矛盾，集中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最终造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 

　　第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人的发展层面即人的独立化。哈贝马斯指出，“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在前现代社会，人依赖于人而存在，人表现为对他者的“依附性”和“从属性”。在现代社会，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拥有了主体性。由此可以说，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深深打上了个人独立和自由的烙印，这种自由主要包括“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但是，由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全面物化逻辑，人在这种社会中的主体性又降格为“工具性”，即产生了“人把人当成工具”的怪象。可以说，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是主要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社会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第三，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人的生活方面来说，它主要体现为价值与意义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就从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来说，它主要表现为瓦解人的主体性，抬高资本的物性，赋予“个体即主体”的合法性，西方现代化的最大悖论就在于社会进步与人的失落、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其最终结果使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马克思认为，西方社会使个体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产生了二元分裂，即人在现代社会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西方社会呈现的这种现代性特征说明了其事实与价值的割裂，即事实世界变成了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机械世界，它不再关注个体之人的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

　　与西方现代化内源式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聚合型现代化。如果说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是资本驱动的结果，那么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在世界现代化图景中，中国式现代化呈现的是“非资本主义道路”。由于文化传统、时代方位、发展历史和现实国情的不同，中国道路的现代性在内生动力、核心理念、价值追求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根本不同的本质特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意蕴 

　　从大历史观来看，人类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当今人类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现代化的逻辑进程中，因此，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依然有效。从现代化的世界方位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 “非资本主义道路”，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首先，在道路性质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我们选择了一种“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即确证并选择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隶属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全新的现代化。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性质，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性质意味着我们要跨越资本主义，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路，开创一条以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来驾驭资本逻辑的崭新模式。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中国式现代化所探索的实践道路正是这种“不同的现代化走法”，即我们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驾驭资本逻辑。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在路径选择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并联式”现代化。“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同理，“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如果说西方现代化走的是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殖民的道路，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走的是对内聚合人民、对外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说西方现代化坚持“串联式”的发展道路，即单线式地按照“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城市化→信息化”逐步发展，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的叠加发展形式；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化，其结果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而产生了强大的社会聚合效应。 

　　最后，在价值追求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主题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从价值追求看，西方现代化追求资本的增殖，却引发了人的“去价值化”。相反，人的现代化是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的内在价值主线，或者说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以上内涵充分说明我们追求的是以人的发展和聚焦人的美好生活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彰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如果说西方资本主导的现代化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对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对人的发展的促进。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理解其一以贯之的人的发展逻辑，理解其蕴含的价值理性。 

　　（二）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与价值选择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模式，它是内嵌于社会发展道路之中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内嵌于中国道路之中的。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表达，因此，可以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看出中国道路在实践探索中表现出的主要特征。 

　　第一，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内在一致的。中国道路在本质上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和路径方向。从二者的必然关联可以看出，中国道路的首要现代性特征是实现了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通过选择中国共产党从而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确立并获得了走向现代化的“资格”。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死结”，即破解了西方社会“领导层（国家、政党）—中间层（市民社会）—个体层（家庭）”之间的分裂，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形成了“领导层（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社会层（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个体层（个人获得发展）”的现代社会结构，把政党、社会和个人的利益聚合为国家共同的目标，从而实现了政党、国家、社会和个人目标的一致性。 

　　第二，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本质要求正是中国道路之现代性的价值逻辑表达。从中国道路的内在价值逻辑来看，它的现代性特征体现为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即中国道路把人的发展作为总目标，在此目标引领下不断促进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合规律性（社会进步）与合目的性（人的发展）的统一。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美好生活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层面的表达，这种表达深刻体现了中国道路内含的人的发展逻辑，即强调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是人的进步。中国道路不仅强调人的目的性、价值性，而且突出强调人的“社会归属感”，更加注重构建“社会的凝聚力”，“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中国主权的合法性，依赖于中国降低财富分配不平等和改进低收入群体福祉的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大个人”“小社会”引发的社会撕裂性，实现了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规避了“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的西方现代性悖论。 

　　第三，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之一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其导致的后果是 “工具理性”的泛滥，在这一现代性逻辑的主导下，侧重于外在功效考量的工具理性和工具性价值日益膨胀，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作为目的的人受到工具性价值的支配和主宰，从而加深了人的异化和物化。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弥合了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分离，使作为主体的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如果说西方现代社会使人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非人性的顶点”，那么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则使人的发展走向新的复归。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在这一现代性价值目标的引导下，中国道路的核心追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从而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

结语：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道路自身的现代性特征，也具有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特点。在人类文明演变的宏大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中国式现代化既创造了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文明新形态，也书写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 

　　第一，从制度文明的比较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文明新形态。在现代世界的文明逻辑中，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一种扩张型文明，这种文明“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它通过对外殖民猎获原料、倾销商品，通过商业战争聚敛大量财富，通过“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标定了其“原罪”。在人类制度文明中，西方现代化创造的工业文明道路携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病症”，具体表现为资本逻辑对人的劳动逻辑的钳制。这种现代性遭到广泛的批评。意大利学者瓦蒂莫明确指出，西方现代性已经渐趋“终结”，而“后现代性只是刚刚开始”。在西方现代性“终结”的视域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破除了资本逻辑及其文明“乱象”，在中国发展的场域中成功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马克思语）和“资本的文明作用”，找到了弥合人的逻辑与资本逻辑分裂的道路，创造了人类驾驭资本逻辑的新形式，开启了一种既走向现代化又成功激活资本文明面的全新道路。 

　　第二，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形态看，中国式现代化书写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文明形态具有多样性，既有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有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来讲，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一种既有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文明。目前，在全球人类文明谱系中，社会主义文明样态最典型的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不仅标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全新色彩，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文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生成，属于“中国的文明”，更是世界社会主义文明逻辑的实践表达，属于“世界的文明”。 

　　第三，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方案。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中，共产主义文明是最高层级的文明，它代表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纵观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挑战日趋增多，风险层出不穷，特别是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环境恶化、军备竞争、网络安全、殖民霸权等问题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在根源上依旧属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域”，而要化解这些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提供了一种全新方案。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化解现存社会矛盾，不断创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文明因素”，不断创新和“扩写”现代性视域中的发展道路，不断解答人类面临的现代性的“共性问题”。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形态进一步佐证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衰微，“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和快速发展的中国，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始终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上，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任务。因此，在世界历史前进的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铺就了一条通达共产主义的文明路基，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