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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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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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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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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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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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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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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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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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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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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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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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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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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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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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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举行
2020年01月08日 15: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志香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志香)近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主办,《政治思想史》杂志承办的《政治思想史》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不设开幕、闭幕环节。会议按主题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每位学者的发言都有专人点评。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裂隙与生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在题为《春秋晩期的儒法之辨一一以樊迟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樊迟在孔子弟子中素来不太受重视,他在《论语》中出场凡六章,五章为请教于孔子,其中三次问仁,两次仁、知并问。此五章问答勾勒出孔子关于仁、知一一即关乎人道一一思想的基本轮廓。进而指出在春秋晚期儒法之辨已为孔子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樊迟与孔子对话,可管窥孔子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孔子的教诲之道,也可有所领悟。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丰乾在题为《魏晋南北朝时的“国学”、经学与政教》的发言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学”,作为学术和政教合一的机构,时有兴衰。其中设置的科目和举行的活动是多样的,也出现过特异的人才。仔细追究,对于重新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在题为《金、元之际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的发言中指出身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他们于金元易代的动乱时期,在理学影响下,通过“蜀汉正统论”表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意识,其中蕴含着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势下形成和确立的“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借用理学的道统观,他们将中国抽象成中国之道并树立起身为“中州士”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中州士”的“中国”观赋予北族王朝以“正统”性,也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合于时适于势的价值原理。

    第一单元发言分别由张丰乾、洪涛、刘学斌点评。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筠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在题为《〈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自然与习俗的张力并非黑格尔认为的,存在于安提戈涅(代表家庭)和克瑞翁(代表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两个人物的内部,是他们作为个体人格的自然强力与他们试图捍卫的共同体习俗之间的张力。个人和共同体的张力,而非家庭与城邦的张力,才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题为《法律与强力:重思古格斯的指环》的发言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帝国的礼法结构。他从巨吉斯的故事入手,检讨了“礼法是万物的王”这一论断,并通过考察波斯帝国演变的几个阶段,论证帝国构建了基于权力基础上的礼法结构,后者预示了后来的自然-礼法的思想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玮的发言《〈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悖论:哲人王为何回到洞穴?又如何可以统治?》讨论了《理想国》里的“哲人王”问题,认为这个悖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应该承担起统治责任的哲人有什么动机回到洞穴之中进行统治?其次,就算哲人有动机回到洞穴之中,在洞穴那个极不友好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成为统治者?本文尝试论证,哲人会因为对同胞的怜悯回到洞穴;哲人有可能通过诗歌而非哲学的方式说服大众从而成为统治者。

    第二单元发言分别由张新刚、张辰龙、程炜点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孙宝山的论文《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与春秋学》认为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是以春秋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立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文明程度这一流动因素来区分民族的传统,在“华”与“夷”的区分方面更加突出了以礼仪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以文质论为理基础,从“华夷区分”、“华夷分治”、“华夷进退”等方面对传统的民族思想作了许多突破,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等主张也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因素。

  北京航空航天⼤学⼈⽂与社会科学⾼等研究院讲师顾家宁在题为《〈明夷待访录〉与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以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的发言中指出章太炎的黄宗羲批评触及了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诸多关键论题,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其中心问题在于而围绕“治人—治法”与代议民主展开的争论。

  中⼭⼤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王格的发言《黄宗羲论“治法”与“治人”》指出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 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 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他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最高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 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后天的约定,而后者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生存状态。

    第三单元发言分别由任锋、张舒、董成龙点评。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当代共和主义”,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洪涛教授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惠媛副教授在题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解读》的发言中指出以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解读为论题,在文本分析比较基础上指出,波考克、斯金纳等掩盖或回避了马氏共和主义思想的新异性,而这种暗度陈仓式的解读方式与其语境及立场密切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小雨在题为《当代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解读》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澄清美国秩序形态在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叙事位置;第二,比较伍德与波考克对“共和”的理解;第三,阐释两种“共和”概念对应的美国秩序背景,并从美国的宪制问题出发,讨论“共和”意涵发生变化的原因。据此,文章试图确定波考克的“共和”概念及其政治思想史建构的秩序背景,即对内战之后美国秩序的生存化

向“他者”学习不可忽视实践差异性
2015年05月29日 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蕾(Leigh Jenco) 字号
关键词:改良;认识论;梁启超;君主立宪制;制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理论;政体;思维;思想家

内容摘要:在极力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修改教育课程以及将政治权力向地方参与性机构有限转移的过程中,诸如梁启超等社会改良者们明确地承认,社会与政治改良意味着不只是改变个人的思维。梁启超和自己的同道中人,包括严复和谭嗣同在内,认可知识是一种经过社会斡旋的惯例。面对中国在复制西方各国的“富强”时持续遭受的失败, 1898年的改良者们敏锐地意识到,仅把外国思维“包含”在现有的争论中。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支持我们在欧化范畴中的深植,相反地,学者们应当运用其他语言进行学习和研究,转变自己的工作以反映新的标准,并以另外的方式尝试在制度上和政治上转变提供知识的各种条件。

关键词:改良;认识论;梁启超;君主立宪制;制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理论;政体;思维;思想家

作者简介:

   

  与西方知识紧密切合是许多中国思想的一个特征,后者至少起始于17世纪中期;不过,根据很多中国人的判断,中西方之间接触的扩展却是史无前例的。对他们而言,这构成了中国政体及其价值观的主要“变端”、“变数”。也许,要在单纯的一项研究中公平地对待这种参与的复杂性,是不大可能的。因而,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激进思想家身上,这些人提出了关于此类转型的可欲求性与可行性的一些最为困难的理论问题。这些人包括诸如梁启超、杜亚泉以及李大钊等思想家(还有许多其他人)。对许多人而言,欲使中国获取富裕、繁荣以及国际地位,这些转型使得仿效被其视为“西方”生活方式的东西成为必要。在此,我引述一些这样的中国观念,以针对各种关于跨文化可能性的流行描述,提供一种另类的说法。

  举例来说,从那些引发了1898年戊戌变法的各种观念来看,尤其是“变法”这个概念,在英语里字面翻译是“制度上的变化”(change in institutions),但是在比喻意义上却更多地表示使得特定种类的知识成为可能并且使之合法化的那些模式或者“所指对象”的转变。在极力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修改教育课程以及将政治权力向地方参与性机构有限转移的过程中,诸如梁启超等社会改良者们明确地承认,社会与政治改良意味着不只是改变个人的思维。梁启超和自己的同道中人,包括严复和谭嗣同在内,认可知识是一种经过社会斡旋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承认目前很多后殖民时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家的主张,即知识总是并且已经是一种社会产物。但是通过参与我们所知道和了解的各种制度的改革,这些改良者们瞄准了为我们的知识构建特征的那些背景条件。面对中国在复制西方各国的“富强”时持续遭受的失败,1898年的改良者们敏锐地意识到,仅把外国思维“包含”在现有的争论中,就是在假定它有着同样的逻辑和结构——被迪佩什·查卡拉巴提称作“证据规则”——这些逻辑和结构描述了我们自己的社群中可被辩护的论点所具有的特点。抹去它在这个方面的差异,可能会让我们无法运用新的或者不同的措辞产生知识,并且产生这样的效果,即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方式继续再现而非置换我们现有的种族优越感。

  因而,他们的目标超越了这样仅在认识论上的努力,即承认外国性他者的特殊性或者议定关于知识的所有主张中各种内在的排外性。我认为,他们实际上表明了向他人学习可以怎样既是一项认识论上的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换句话说,知识与众不同的各种特征并非不可减少地嵌入在特定的、个体的思维中,它们取决于许多不同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行的持续改动和参与。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支持我们在欧化范畴中的深植,相反地,学者们应当运用其他语言进行学习和研究,转变自己的工作以反映新的标准,并以另外的方式尝试在制度上和政治上转变提供知识的各种条件。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理论专业副教授 黄德远/译 

作者简介

姓名:李蕾(Leigh Jenco)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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