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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兴无:中国文化的自新传统
2017年07月07日 11: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兴无 字号

内容摘要: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就处于不断地艰难变革之中,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大都摆脱不了成为古物或故旧的命运,但其中孕育出来的文化精神一直是支撑中国人探索变革的重要基础。当今我们提倡文化自信,当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过去之上,而是要植根于历史变革之中,唯有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文化革新和文化自新的能力,文化自信才具备深厚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

关键词:孔子;中国文化;师古;解释;根源;之道;批判;稽古;可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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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有尊古、师古、好古的传统,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开头便说:“曰若稽古。”汉代经学家郑玄注解道:“稽古为同天。”《逸周书·周祝解》说:“天为古,地为久。”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古,不仅有时间的内涵,代表过去;还有空间的内涵,代表自然。过去和自然似乎构成了事物的根源和依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古”字说:“古者,故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为:“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者皆备于古。”因此,《尚书·说命》所云“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董仲舒强调“《春秋》之道,奉天法古”等主张,皆是师古思想的体现。反之则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比如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最终导致秦王朝的分崩离析;楚霸王项羽以为靠武力可以征服天下,被太史公讥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反对泥古不化、批判因循守旧的思想。《庄子》就曾讥刺“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外物篇》)认为以古代为标准评判后世,是产生偏颇认识的根源。王安石推行新法新政,颁布《三经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周官新义》),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崇尚进化、追求进步、反对泥古、批判尊孔读经等思想倾向已成大势,“古”被看成是中国进步的负担,对“古”的向往成了保守的行为,“九斤老太”所云“一代不如一代”的观念,一度成为中国文化备受诟病的弊端。

  不过,如果我们将概念或思想简单地对立起来,是非曲直就无法判断,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既不泥古,也不非古。

  “信而好古”的孔子,对于古代的文化,有着非常睿智的态度。他对于“古”有着审慎的选择与评判。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生活的东周(春秋)时期,杞、宋两国虽说是夏、殷之后,但孔子认为他们的文献和人物不足以代表夏、商的优秀文化,因此不值得继承发扬,而周代的礼乐文化是对夏、殷两代文化的借鉴和发展,所以应该继承。因此,孔子所信所好的“古”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价值意义上的。

  孔子对如何师古也有主张。《论语》记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是减损、批判、抛弃;所谓“益”,是增益、创新、发展。殷之于夏、周之于殷的文化继承方式,都是既批判,又发展,所以这三个王朝都创造了伟大的文化,后世的社会只要遵守这样的方法,有这样的自觉,就可以知晓发展的方向。由此可知,孔子的师古,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途径,是对“道”的思考。因此,真正的师古不是为师古而师古,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还是孔子一语道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是不断地阐释过去,深入传统,汲取智慧与力量,“知新”是师古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今天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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