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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中的反帝国主义:以加勒比海的视角
2013年12月27日 13: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7日第542期 作者: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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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与他对中国之外遥远国度人民的意义应该区别看待。对世界而言,毛泽东的意义在于:他在一个黑色、棕色和黄色人种被视为劣等人种,永远为殖民者所奴役的全球体系中敢于奋斗并获得了成功。在此,我们将探索毛泽东的国际影响,以中国以外的视角来体会毛泽东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毛泽东是一个国际符号

  1940年,美国黑人共产党和大师级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在纽约一万听众面前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他先用汉语唱,之后用自己改译的英语唱。这首歌起头就有一股英勇挑战的气势,“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保罗及同样渴望争取自由的听众中引起强烈共鸣。20世纪中叶,对全世界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人民而言,中国人民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抗争也被视为他们自己的抗争。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牙买加和古巴为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在这些国家都有19世纪漂洋过海当苦力的华人,且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治中都有华人活跃的身影。

  因为1949年的胜利,毛泽东成为一个国际符号。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和古巴的切·格瓦拉都阅读了他的游击战理论。对殖民地人民而言,中国革命的成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与俄国不同,中国对欧洲的种族主义和侵占劣行已有深刻认识。加勒比海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的诗人和政治领袖艾梅·塞泽尔于1956年决定退出法国共产党,他对法国共产党未对法国殖民地人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要求缺乏支持提出抗议。在写给莫理斯·多列士的信里他写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中国式共产主义。虽然我并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我对它充满了好感。而且我希望它不要陷入已令西方共产主义面目全非的可怕错误之中。”同样,加纳的乔治·帕德莫尔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也认为中国代表了另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西方世界观下的社会主义。

  《毛主席语录》中对世界人民而言最为重要也被最为广泛阅读的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章。首先,这篇文章令人勇气倍增,因为借用中国人民的例子,它提醒人民是可以去抗争和获胜的。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所说,“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但是,第二点,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革命并不始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成立只是代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抗争的最高潮。对理解19世纪的反抗起义(比如1868—1878年的古巴十年战争和1898年左右的罗得西亚马塔贝莱兰起义),与20世纪的民族抗争(1953—1959年古巴民族民主革命和1965—1980年津巴布韦解放战争等)之间联系的全世界人民,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对翘首仰望中国革命的拉美和非洲人民而言,毛泽东发起了一场类似的抗争,而且中国革命首先就是一场反帝国主义的胜利。

  对国际主义的承诺与实践

  如果我们认可以上这些中国以外的观点,那么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吗?毛泽东生于1893年,面对饱受欧洲列强凌辱的中国,他逐渐具有政治觉悟。他的政治征程,正如其他很多人一样,也受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一场反抗西方列强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华势力范围的运动。我认为他是在后来一段时间才将这些决心进一步升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找到理解中国为何饱受屈辱,找到可以争取中国解放、恢复中国安定和尊严的武器。通过马克思主义,他逐渐明白帝国主义如何作为一个全球性占领和剥削系统而运作,以及优秀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必须成为关切全世界人民自由的国际主义者。

  选择这条路的并非毛泽东一人。近期最令人震惊的历史发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1924—1927年与国民党合作期间对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来自中国的资助对20世纪20年代组建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反殖民主义知名人士得以汇聚布鲁塞尔。中国参与1955年万隆会议,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在继续履行这一承诺。

  毛泽东很乐于肯定这种国际主义承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发表支持巴拿马、刚果和越南人民抗争运动的激动人心的讲话。讲话之后他随即付出实际支持。正如研究越南战争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剑(音译)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国的支持,越南不可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获胜。南非和坦桑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援助。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和拉美、非洲人民有着共同的经历、相似的敌人和相似的人类解放的命运。

  中国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塞泽尔在《论殖民主义》(1955年)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公式,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物化”(thingification), 将人变为物,变为可以统治和剥削的对象。他的论断中隐含的意思是,对帝国主义的抗争就是恢复被压迫者完整人性的过程。这也是毛泽东本能的理解。不论在马提尼克还是在中国,都不需要西方的观点来理解他们正在对抗的非人化制度——相反,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受辱经验,他们才明白了欧洲自由观点的含义和未被实现的潜力。

  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关注这一国际视野。对毛泽东而言,拉美、非洲和亚洲人民反抗外国统治、反抗将利润置于人类需求之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斗争,也是中国的斗争。同时,对全世界人民而言,中国的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甚至今日,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全世界,人们都欢迎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欢迎中国在工业和科学领域的不断辉煌进步。这是因为,尤其是在今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致力于国家独立自主和全世界民族平等的大国。这也是毛泽东最伟大的遗产。

  (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方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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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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