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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
2019年12月13日 08: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进宝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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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今天,敦煌只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县级市,既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相比,更不能与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都市相提并论。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伦敦学、巴黎学、北京学、广州学等。为什么敦煌如此特殊,能形成一门以其地名而命名的学科,而且成为世界关注、举世闻名的学科?

  敦煌具有特殊地位

  敦煌之所以引人关注,是由其地位决定的。今天,如果没有敦煌石窟,国际组织和普通百姓是很难知道它的;如果没有敦煌学,世界的学者也难以对敦煌有深入了解。这从敦煌周边市县的命运就可以得到印证。

  敦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汉唐时期,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而丝绸之路又是古代很长时期内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道路。

  在汉唐时期的千余年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则在西北,对外交往的通道主要就是西边的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霍去病打败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前后,就在今天的甘肃河西走廊实行与内地一样的郡县制度,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当时的敦煌郡共统辖六个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

  在设置郡县的同时,为了防御匈奴侵扰、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汉王朝就在今兰州西永登到新疆罗布泊(又称蒲昌海)的漫长道路上修筑了安全防御线——长城。

  长城在汉代又称为“塞”,由每隔5公里左右的城堡连接。城堡设有发放警报的“烽火台”,称为“亭”或“燧”。这些城堡按其大小,派驻几十名至一二百名戍卒,由“候长”“燧长”管理。隔若干个“燧”有一个较大的城,叫作“障”,由“候官”统率。所以,“烽燧亭障”往往连用,代表着长城的防御工事。

  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或作为网络状不断变化,如从长安到敦煌可以有好几条道路,从敦煌进入西域后也有北道、中道和南道等,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

  正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中西交通的枢纽,所以汉王朝在敦煌的西边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丝绸之路从敦煌西出后的北、中、南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西域门户”的伊吾、高昌(今吐鲁番)、鄯善,而达中亚、欧洲,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来自异域的物种和文化传到了中国,如西方的葡萄、苜蓿、酒杯藤、胡桃(核桃)、胡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石榴等物产,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以及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都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而传入中国的。中国的丝和丝织品、钢铁及其冶炼技术,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漆器、铜镜、陶器等,也经敦煌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并经中亚远播欧洲。后来,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也是经由这条道路传入西方的。

  敦煌在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赋予敦煌以地名学的条件。

  学术价值无可替代

  敦煌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无法取代的价值,而能产生一门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敦煌学,则主要是缘于敦煌文献的发现。1900年,莫高窟的守护者——道士王圆禄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号窟,里面有中国中古时期的各类文献6万余卷。这些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此外,还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典籍。除了宗教文献,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文献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史学传统是当代人基本上不修当代史,多是后代修前代的历史。当后世修前代历史时,所利用的主要是前代留存下来的官方实录等各种档案文献,史家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提炼、考释,并根据官方的意识和史家个人的史德、史识进行取舍和分析。犹如今天学者们写论文或专著,收集到的各种史料可能很多,但真正用在论著中的材料并不多,可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经过历史的长河,古代的史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等保存下来了,但原始的档案都未能留存。而修史者由于各自的史识、史才、史德的不同,再加上所处的位置及政治倾向、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史书的体裁、体例和字数的局限等,可能大部分是提纲挈领的记述。如魏晋隋唐时期的均田制,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和《通典》等书中,都是简略的提纲,缺少具体的内容,从而使史学界怀疑均田制是否实行。敦煌所发现的文献,就是未经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其中有许多关于实行均田制的具体细节,如授田、退田、欠田、给田等内容,退田中包括老退、剩退、婚退、死退等。通过对这些文书的解读研究,我们知道均田制确实实行了。至于授田的数量与均田令的规定不一致,一方面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情况不同;另一方面是制度规定与实际执行的问题,即令文的规定是最高的限额,不是一定要达到的数额。

  由于敦煌文书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应有尽有,所以被称为“学术的海洋”、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文书虽然是在敦煌发现的,也主要是敦煌的地域文献,但它绝对不仅仅是敦煌的地方文献,而是全国的文献,要跳出敦煌,放眼全国。如敦煌文书既有在敦煌抄写的,也有在长安、洛阳乃至南方抄写后传入敦煌的。在敦煌抄写的文献,也不都是反映敦煌当地的历史文化,而是反映全国的。此外,还有中国以外的文献,如梵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反映了中国以外的历史文化,是了解、研究世界历史文化的绝好材料。

  石窟艺术多姿多彩

  敦煌学之所以能形成一门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除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百科全书”式的文献,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敦煌的石窟。这又是“西夏学”“徽学”“吐鲁番学”等无法可比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从4世纪到14世纪,人们在这里连续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1700余米的石窟群。现在一般将莫高窟分为南北两区,共有洞窟735个。其中南区的492个洞窟是礼佛活动的场所,现存彩塑2400多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唐宋时代的木构窟檐建筑5座;北区的243个洞窟,主要是僧侣修行、居住和瘗埋的场所,里面有修行和生活设施土炕、灶坑、烟道、壁龛、灯台等,但大多无彩塑和壁画遗存。

  作为中国西部的边郡敦煌,能够产生如此宏伟的石窟艺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从汉代开始,尤其是魏晋时期中原文化在敦煌积淀,中西文化交流趋于繁荣。作为丝路“咽喉”,敦煌最先接触到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文化艺术,使佛教艺术与文化在敦煌落地生根。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而佛教艺术源于印度,并经中亚传入中国。所以,在敦煌石窟中必然会有许多印度、中亚艺术的痕迹。如莫高窟是建筑、壁画、雕塑结合的产物,仅就壁画的内容而言,它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情况,如生产劳动、风俗礼仪、帝王将相、贵族妇女、商旅往来、使者朝会、民族关系、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医疗卫生,等等。因此,法国人将敦煌壁画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

  敦煌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结晶,除了佛教这一主题,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如敦煌壁画上发现的玻璃器皿,表现了萨珊波斯的艺术风格,由此可以探讨西亚地区玻璃器皿的制造工艺。

  虽然敦煌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佛教艺术的源头也在印度,但敦煌文化却有独特的地位。莫高窟的创始者乐僔是敦煌本地人,法良也是“从东届此”。这就说明,敦煌艺术也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反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前期成果)

  (作者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刘进宝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职务: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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