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整整30年了。３０年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000多万，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大台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对于中国的高速发展，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舆论就议论纷纷，既有叫好的，也有唱衰的。西方国家关注中国走向的同时，国际上先后出现了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等等。尽管论点杂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主要还是在经济上做文章。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伯•雷默在伦敦做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于是又引出了所谓“中国模式威胁论”。一个有着13亿人口国家，在短时间内以超快的速度崛起，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和心灵冲击，更何况这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又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的差别，问题就变得为复杂起来。有人担心中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向外输出，对现存的西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美国国务卿赖斯最近发表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这种观点的代表。[1][2]]

　　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才算是科学的呢？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开始寻找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并富强起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5种流行假说：幸运论、地理论、文化论、外向型国家贸易与国际经济融合论和制度安排论。其中制度安排的解释最为流行。[3]]中国的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中国的发展自然也就离不开制度因素。

一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决定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制度安排中重要的一点在于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以及在好的社会结构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所要发展的最基础的条件。著名发展理论学者沃勒斯坦曾经说过“社会结构是人类关系的珊瑚礁”[4]]，就是说，观察社会结构是了解人类社会的最佳途径。

　　旧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对抗和震荡之中。那个时候，不要说发展和进步，连起码的社会安定都无法保障。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颠覆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农村人口90％的农民占有全部耕地的90％以上[5]]，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土改运动，而且实现了农村社会根本性的制度结构变迁，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接下来进行的三大改造，又经历了一次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基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中国社会结构不再存在阶级对立，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从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铺就了坦途。三大改造顺利完成，没有引起社会震荡，“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证明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正向运动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党的十七大得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