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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弢先生是把我引进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门槛的引路人。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是1976年在北京政协礼堂，讲的是鲁迅。在那前后，我通读了《鲁迅全集》，是工厂宣传处购买的鹿皮烫金的精装十卷本，大概每半个月读一卷，半年不到就读完了。唐先生讲了鲁迅的生平、道路、著作和战斗精神，他是真正读懂鲁迅的人。

　　今年是唐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总感到唐先生的一些教诲，依然在耳边和心中回响。唐弢先生是把我引进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门槛的引路人。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是1976年在北京政协礼堂，讲的是鲁迅。在那前后，我通读了《鲁迅全集》，是工厂宣传处购买的鹿皮烫金的精装十卷本，大概每半个月读一卷，半年不到就读完了。唐先生讲了鲁迅的生平、道路、著作和战斗精神，他是真正读懂鲁迅的人。他的杂文在1930年代刚一出手，就疑似鲁迅，可见他对鲁迅杂文的笔法神气，把握住了其中的精髓和奥秘。我后来读到他辑录的《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包括读到他的《读〈鲁迅和斯诺谈话记录〉析疑》，深感到他在鲁迅研究上花费心血之切实，对鲁迅文章的辨伪存真的能力，堪称独步。鲁迅治学提倡把握全人和他的全部文章，主张从版本目录学入手，这一点与鲁迅留日时期听章太炎讲《说文》、诸子，受到造诣极深的朴学熏陶关系极大。从章太炎到鲁迅，从鲁迅到唐弢，学术方法一脉相承，而增加了现代性。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学术传统。

　　多年前，我已经写过一篇怀念唐弢先生的文章，记述过的事情在这里就不再过多重复。我的印象极深的，是唐先生把诗作为文学、文学研究的精髓的见解。唐弢先生认为:“一个诗人也许不会写小说、散文、剧本或者文艺批评，但一个文艺批评家、剧作家、散文家或者小说家，却应该写诗，至少是懂得诗。否则的话，那将是一个悲剧，一个抱憾无涯的悲剧:因为他毕生孜孜矻矻地去从事的，多半会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白白地将自己的生命浪费掉。”唐先生写了许多杂文与诗、散文与诗、论文与诗相交融的文章，他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无以代替的文章家，给现代文学学术增添了贴近诗趣的才情。唐先生在许多场合都指点我们，读书应该有感受，有感觉，文学研究的文章本身应该有理趣和诗趣，才不至于隔靴搔痒。在我的心目中，唐先生既思考理论，又懂得诗，他的特点是把理论和诗都情趣化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鲁迅作品有“嵇康气”，唐先生认为这个感觉很好，抓住鲁迅精神气质的一个方面了。我的学位论文答辩时，有位老先生提问:你说鲁迅小说受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但鲁迅说陀氏是一个残酷的灵魂拷问官，对他的作品“常常想废书不观”，应如何解释？我就引用1918年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译文，称狄更斯已是旧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现代的，进行答辩。后来和唐先生谈起此事，唐先生支持我的看法，称赞我读报刊有足够的细心。

　　唐弢先生既是书话文体的开创者，又以情趣盎然的书话作为论文写作的训练。他在《书话·序》中说，“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在《晦庵书话·序》中又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我在《唐弢书话》的编后记中，认为他的书话有“六境界”，除了以富有诗性智慧的作家身份，给书话开辟了“品书会心”的境界之外，他作为学问家使书话在“考镜源流”、“书坛掌故”和“序跋甘苦”的境界中能有所作为；而他作为藏书家，又导致“装帧学问”和“书城纵横”的境界洋溢着情感和趣味。

　　书话是他的情趣所在，樊骏先生曾经对我说，唐弢著作中最能传世的是书话。剖析书话的“六境界”可以发现，随着将这些境界散发开来，唐弢先生实际上给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版本目录学、报刊文献学、考据辑佚学、学术文章学四个重要的维度，四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唐弢有一首言志诗:“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诉衷曲。”据现代文学馆的统计，唐弢藏书总计4.3万册，其中杂志1.67万种、图书2.63万种，其中，难得一见的一级品多达141种。他是现代文学藏书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唐先生说:“正是这些书籍，他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滔骇浪的时刻。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

　　尤其是他收藏的报刊极其丰富和珍贵，文学所的老人有一句话:“在文学所图书馆找不到的期刊，到其他图书馆找，其他图书馆再找不到，就到唐弢家里找。”他是现代文学报刊文献学的第一人，据说以往到文学所进修现代文学的学者，唐先生都给他开列一批报刊目录，要求在一年内把它们通读，并写出笔记。严家炎先生回忆，他和王瑶先生带研究生时，将唐弢先生提供的报刊目录抄回北京大学，王瑶先生也同意要求研究生读这些报刊。我们在研究生期间，都在原始报刊上下了很大功夫，从中清理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源流。

　　唐先生主张读原始报刊，除了这可以读到原初版本之外，还说报刊有编辑体例、文章编排的顺序、开设的栏目、编者按、编后记，甚至有书籍和商品的广告，它提供的信息远远大于读作品选，可以明白当时的时代氛围，明白文学的生存状态，可以进入被研究的历史现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现代文学有了报刊，这直接作用于作家的写作方式、发表方式、成名方式，影响到他与读者的关系，他的经济来源。报刊，是作家的一种生存状态。1985年我开始撰写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到广州、深圳等地访书，除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看到《中外小说林》之外，拜访欧阳山先生的时候，翻阅了他1930年在南京拔提书店创办的《幼稚》(英文青年的音译)周刊，上面有他以罗西笔名写的小说，张天翼也有文章发表在上面。回来后我向唐先生提起此事，他非常兴奋，说他知道有这个刊物，寻找多年没有找到。我又谈到，据我的考证，彭家煌与彭芳草应是两个人，二人的小说倾向和文风差异很大。但有些作家词典把他们当成一个人，我去函问彭家煌的儿子，他也说是一个人，这实在令我大惑不解。唐先生肯定我的治学态度，他说，他三十年代认识彭家煌和彭芳草，是两个政治倾向不同的人。

　　我在唐先生生前就破格评上研究员，是我的荣幸。他是当时的学术委员，我的鉴定意见也是他写的。他非常感慨，想不到投起票来那么容易。我的小说史第二卷付印之前，曾送给他指点批评，想不到我去取回校样的时候，他还交给我一篇文章《治学要靠“硬功夫”》，让我送给《瞭望》周刊。说《瞭望》周刊请学术界的老先生推荐本学科最有质量的新书，他就选了我这部小说史。又说，胡适晚年极口称赞陈垣、周作人的治学功夫得力于一个“硬”字，肯下“硬功夫”，我就取这个意思评论你的小说史。这感觉到心头激起了一股暖流。他赞赏我的小说史用一万字写李劼人，这是以往没有的，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我的小说史中沈从文一章比李劼人那章篇幅更长，唐先生说，沈从文与左翼是有争论的，我由此感受到，作为左翼的过来人，唐先生那代学者存在着一种文化政治学的情结。同时，唐先生对我在标点符号和一些词语上的不当之处，也一一指出，连称不应该。樊骏先生说，唐先生写文章，是“一步三回头”，樊骏先生笑说自己是“一步六回头”。受他们对严谨作风和“硬功夫”的推崇的启示，到现在我写好稿子，往往都放上一年半载，同时大量阅读材料，对原本的观点进行打磨、质证和深化，才对拿去发表略为放心。我研究先秦诸子学，从坚实广博的文献学、考据学入手，甚至花费万余元购买简帛材料，在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及诸子上下了一番“硬功夫”，都是延续着从学生那里获得的学术训练，并将之在新的领域、新的深广度上加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