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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依法执政述论
2017年03月20日 14:00 来源:《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作者:孙泽学 汪茜 字号

内容摘要:伯尔曼指出:每一次革命“推翻一套政治制度并由另一套制度取而代之,导致一种全新的法律”[1]。”[4]这为中共依法执政提供法理依据。

关键词:执政;中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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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依法执政的认识

  伯尔曼指出:每一次革命“推翻一套政治制度并由另一套制度取而代之,导致一种全新的法律”[1]。中共为从法统的角度确立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在革命胜利前夕即力主废除旧法统,制定新法律、法规。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作为和平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2]。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人民的司法工作,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作依据。[3]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4]这为中共依法执政提供法理依据。

  中共走上执政舞台之初,由于对党的各级干部“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5],在工作中对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条例等缺乏自觉性。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提出要将一些过去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纳入法律的轨道。1949年10月29日,中央在《关于同意山东分局纠正济南铁路大厂开斗争会错误的指示》中指出,济南铁路大厂党委及工会负责人所领导举行的说理会的一套,如提出“有冤伸冤,有苦诉苦”等口号,如戴纸帽子游街等,是非常有害必须坚决纠正的。对于那些真正作恶过多、群众痛恨的极少数分子,也只能采用由群众向人民法庭控诉,由法庭判罪的办法来处理,以引导群众认识和尊重自己的政权。发动群众自己斗争自己处理的办法,是会有害于人民政权威信的[6]。针对乡村剿匪反霸斗争中,因土匪恶霸作恶多端至民情愤激造成的乱打乱杀现象,12月5日,华中局提出:要教育群众学会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人民法庭,去镇压反革命活动,抒伸群众的正义要求。人民法庭既应允许与动员群众进行检举、控告和驳斥,亦应允许被告人自行辩解或他人代行辩解,还须特别注意教育群众及干部尊重自己的人民政府,遵守自己政府的法律。特别强调“一切党与非党的干部均应认真实行代表会议的决定,纠正过去只在党内的干部会来决定问题及只经过少数干部推动执行的习惯”[7]。彭德怀在1950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亦指出,在土改中,必须宣布政府政策法令,教育人民群众严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办事。在处理罪犯时,一律按照法律手续,交由人民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或由上级政府指定专人组织临时人民法庭,依法裁判。如判死刑时,必须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坚决制止刑讯及其他侮辱人身的行为[8]。邓小平在1950年5月的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要向同志们灌输政策思想,人人要做执行政策法令的模范。政府通过的法令,党员一定好好学习,切实执行,不然就一定要出乱子。”[9]

  在“五反”运动中,对不法资本家的处理,毛泽东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一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他说,以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的。

  刘少奇在一些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党的决议,只有经过人民政府的法定机关的宣布,才能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要牢固树立守法意识,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公安司法机关要严格执行法律,保证司法公正。要尊重保障人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10]。董必武认为,依法执政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必须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应当注重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11]。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我们的革命法制将要日趋完备。今后所有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并成为守法的模范;同时还必须教育全体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以保证表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在全国统一施行。”[12]可见,从基层、地方至中央,都意识到转变传统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执政的必要性。

  依法执政是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原则。中共走上执政舞台后也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实行领导方式的转变,建立法律制度规范以便治国理政。彭真在1953年9月的一个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健全和运用人民民主的法制。”[13]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目前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14]

  董必武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大声疾呼健全法制。他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制,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能和保障人民的权利。”[15]“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呼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16]。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健全法制作出积极回应。报告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17]。

  当然,健全法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法制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不断改进的、革命的人民民主法制。企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或者在今天一下子完全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旧社会不可能给我们建立人民民主法制,我们只能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才开始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法制[18]。董必武也讲:“法制不完备的状态,在新建的国家内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时候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设想,一下子就能够把国家的一切法制都完备地建立起来。这样想是不实际的。”[19]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中共在走上执政地位后,面对历史与现实提出的新任务,已深感实行依法执政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实施的渐进性。

  二、依法执政的初步实践

  恩格斯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有革命创造的新的法治基础得到绝对地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20]谢觉哉也讲:“人民政权,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应有它自己的法——与统治阶级全然不同的人民的阶级法。”[21]为了“以人民的新法律作依据”执政,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依据宪法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和重要法令,确立了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立法体制、司法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五四”宪法和上述基本法律、法令的颁布,是新中国法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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