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美国门户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2015年度中国大陆在美留学生总人数突破30万,占全部国际生的31.2%。同时,攻读本科学位的人数第一次超过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数,越来越多的留美学生已不再盯着与奖学金、就业高度挂钩的专业,他们更愿意自费、自主地去寻求多元、个性、优质的教育。

　　中国留美学生的规模和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这离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那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小留学生跨越太平洋已经过去了170年。

　　近期,中美联合举办的“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60多位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探讨留美归国知识精英们对中国各领域发展的贡献。无论是呈现群体还是作个案分析,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研究留美知识精英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能丰富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及文化交流史,同时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变革的认识。

　　最先走出国门

　　1847年, 容闳、黄胜、黄宽3人跟着美国传教士布朗前往美国东岸进修,其中,容闳经过7年艰苦奋斗,最终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正是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学成归国后希望“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大力推动留学教育计划,最终说服清政府官派学生留美。1872年至1875年间,有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因为平均年龄只有12岁,史称“留美幼童”。1881年,原定15年的留美计划终断,最终有94人分3批被召回国。彼时的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经过先进西学熏陶的留学生里,就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等先驱人物,还有一些分散到教育、军政界,如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

　　虽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在晚清社会的动荡不安里,“留美幼童”的故事多少有点凄然忧伤,但正是这些小小年纪就远涉重洋的留学生们,最早开眼看了世界,饱吸自由空气。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以帮助中国办学,同时资助中国学生留美。1909年首批录取的47人中,多数在美学习工程、科学类,少数习文,基本符合清政府“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的规定。他们中出了不少教育界名人和科学家,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胡刚复、近代生物学奠基人秉志、化学家张子高等。1910年第二批录取70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1911年第三批即最后一批录取63人,他们归国后服务于建筑、土木工程、机械等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