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全方位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之后，文艺表演团体内部的体制改革拉开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之后，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90年代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阶段和中共十六大以来深化推进的阶段。其中，被称为“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的探索尤其重要，进展最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成就显著。究其原因，中共十六大之前，“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我们曾做了大量探索，也取得一定成效，但释放的能量有限。根本的问题是要触及体制，仅在机制层面上是不够的，要创新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体制和机制。”[1]中共十六大之后，针对影响文化发展的机制障碍和体制弊端，针对制约文化发展的难点问题，文化体制改革在试点基础上不断加强文化改革发展的总体设计和长期规划，加快推进，初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做出巨大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和要求相适应，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文化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满载着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给文化改革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既造成了压力和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和动力。

　　中国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文化需求和消费能力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到2001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平均降低到0.5以下，城镇为37.9%，乡村为47.7%，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分别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2001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总量达到3107.4亿元。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6.7%。[2]这些数字标志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消费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鉴赏水平显著提高，文化需求呈现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文化需求在数量上的扩张和质量上的提升，成为推动文化改革发展最强大的社会驱动力。

　　2001年，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指数达到69%，超过60%这一国际公认的市场经济临界水平。[3]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这对于文化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质量、效益和速度，拓展了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流通和消费空间”[4]。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结构，决定着文化发展不但要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完善文化市场体系、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改革文化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成为推动新世纪文化改革与发展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动力。

　　在新的世纪，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就文化来说，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越来越紧密，科技对文化创新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文化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带来文化创新和传播领域的重大革命，引起文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深刻变革，文化内容、文化形式和文化业态创新空前活跃，数字影视、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兴文化业态发展迅速。截至2002年6月，我国上网用户数达到4580万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5]仅半年之后，我国网民人数在2002年底就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9.8小时。[6]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为加快我国文化发展，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力提供了新的机遇。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文化的市场准入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体系中，文化归属于服务贸易。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享有贸易保护。此外，保护民族文化也是国际惯例，世界贸易组织充分照顾了这一惯例。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充分利用上述规则，为我国的文化开放争得了一段过渡时期。[7]但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现代社会信息化的趋势下，文化贸易和交流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大趋势下，充分利用好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的过渡期，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快速提高文化竞争力，推动我国文化走向世界。

　　社会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科技和国际条件的深刻变化，从积极的方面看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从我国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水平来看，又表现为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文化产品和服务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尤其缺少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文化的生产和管理体制还保留着诸多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大量文化资源特别是国有文化资源还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还没有转变成文化市场中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一些文化单位甚至难以为继。由于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我国文化经营主体还不善于把高新技术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力。在对外开放中，文化产业竞争力明显不足，文化贸易存在严重逆差。比如，2001年我国电影、音像制品的出口总额为0.3亿美元，而同年的进口额为0.5亿美元；同年我国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为11.9︰1；2003年，我国音像制品的进出口金额之比进一步扩大到9︰1。[8]对外开放的扩大，使我国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严重挑战，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严峻，我国文化存在着“既守不住也打不出去”的危险。

　　二、文化体制改革由试点向面上推进

　　文化发展面临的上述形势，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反映。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题，中共十六大报告突出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提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一）开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单位改革试点

　　为落实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200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并成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6月27日至28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深圳、沈阳、西安、丽江等9个省市或地区和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国家图书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35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艺院团等单位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试点工作的开展做出具体安排。35家试点单位分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单位两大类进行改革，前者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后者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九个综合试点区则承担着探索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文化经济政策、文化市场体系、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对外交流机制等六项任务。总的任务是在破除妨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上探索新的路子，在解决制约文化发展的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

　　文化改革试点任务下达之后，各试点地区和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积极实践，推动试点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起来。一些未被列为试点的地区和单位，也主动提出加入试点行列，虽暂时未能如愿，但照样对照改革“路线图”，立志“自学成才”，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为配合试点工作，国务院于2003年12月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两个文件[9]，确定了财政税收、投资和融资、资产处置、工商管理、社会保障等十个方面的配套政策。200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中央编制办等部门《关于在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的意见》[10]，推动综合试点地区地市以下的原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部门实行“三局合一”，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并把以上部门各自设立的执法机构和“扫黄”、“打非”队伍调整归并，组建属地管辖、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以解决文化市场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职能交叉、多层执法、多头执法和管理缺位等问题。这一举措的实施，在综合试点地区逐步建立起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综合文化行政责任主体，理顺了文化市场管理体制，促进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各试点地区和单位基本完成中央确定的试点任务，为改革向面上推进提供了典型示范和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