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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关于价格改革战略的思想碰撞
2017年02月10日 14:29 来源:《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作者:刘伟 字号

内容摘要:针对“一步到位”的观点, 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办公厅的一名工作人员认为,从现阶段的群众承受能力和企业消化能力来看, “价格改革不宜采用‘一步到位’方案,宜采用逐步推进方案”[20]。

关键词:价格改革;中国;理论界;改革;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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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2~1987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时期,即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又激烈冲突的阶段。“理论上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这时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逆转”[1]。这一阶段改革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主要包括改革的目标模式、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此时,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2]当时,思想界和学术领域异常活跃,老中青学者不仅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务研究,还通过各种方式对政府的决策和顶层设计施加影响。

  一、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

  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学界首先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方认为企业改革是价格改革的先决条件,主张企业改革先行;另一方主张首先进行价格改革,为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准确的信号。为了影响高层的决策,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

  当时,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名研究人员认为,“承包会加速生产的发展,有效增加总供给,促进商品市场的形成。通过承包,把城市经济的细胞——企业搞活了,商品日益丰富起来,供求的平衡才可能逐步实现,这样,放开价格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他认为应该明确这样的改革思路:“大面积的一次到位的价格调整至少缓行三年,每年物价上升指数以控制在3%左右为好。而最根本的是推广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承包制,来发展生产;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并以此为主线搞好其他配套改革,也就是其他部门要为企业承包开放绿灯,排除障碍”。[3]在他看来,过分强调以价格放开来实现供求平衡行不通,正确的途径应该是以承包来增加商品的社会总供给,然后相机调整价格。

  另一名学者的观点更鲜明,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价格改革并不是关键所在,价格改革也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把企业体制改革作为关键或作为突破口”。因为通过企业体制改革,可以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养市场,使市场完善起来。在产权明确和市场逐渐完善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实现价格的放开和市场定价的格局。如果颠倒过来,就会得到相反的后果,不仅企业依然缺乏活力,而且只能造成物价无休止的上涨,但商品比价仍然不正常。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要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必须选择以企业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的思路。”[4]在他看来,当企业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之前,价格改革的先行可能使经济陷入较大的混乱之中,而企业的状况却不可能有所改善。

  与之相应,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两名工作人员指出,“调整价格结构,取消价格双轨制,乃至转换价格形成机制和实现价格体系的合理化,都是价格改革的内容或手段,而不是价格改革的最终目的。为了保证价格改革及体制转轨的成功,对相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5]。这些观点不仅强调企业改革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应该“一马当先”。

  不过,随着企业改革进程的再次受阻,上述观点始终很难以压倒性的优势代替价格改革先行的主张。有学者指出,采取绕开建立市场机制和理顺价格体系去搞活企业(承包)的办法,首先存在有“油水”抢着包、没有“油水”不愿包、“油水”干了要退包的问题[6];甚至在1986年以来,这些人“绕开价格改革”,否认“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片面强调企业改革或所有制关系改革主张的影响下,耽误了价格改革的时机,妨碍了市场的发育,影响了改革的配套推进和深化。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经济的运行要实现市场取向时,价格改革就成为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因此,价格改革不能绕开,改革的深化首先要过价格改革关,只有过好价格改革关,才能为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开辟更广阔的道路。[7]

  其实,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难题。因为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是互为因果、互相联系的“连环套”,二者并无谁先谁后的问题,更非哪个可以绕开。

  1987年12月,刘国光提出“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与当时主张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单纯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和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这一改革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经济过热、闯关失败和后来的宏观调控的成效,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证实。

  二、是否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宽松?

  1987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物价不稳,许多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的局面。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7.3%,突破了控制在6%之内的计划目标。[8]物价波动以及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让社会各界不得不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价格改革是否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的条件。对此,人们见仁见智,尤其是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

  1.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和基本思路研讨会

  为了廓清这一认识,也为了积极推进《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纲要》研究制定工作,1987年12月27~26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和基本思路研讨会,比较集中地议论了改革的经济环境问题。

  绝大多数参会代表认为,当时的经济形势,从纵向看,要比改革前好;从横向看,比某些东欧国家也要好。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发表了与之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隐藏着险情。这种情况下,重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价格改革措施,根本无法出台。因为在不宽松的经济环境下,供需严重失衡,必然导致物价大幅上涨。即使价格一时理顺,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旧的比价复归现象,使价格改革的成果付之东流。对此,必须下决心拿出两三年时间,着重治理改革的外部环境。同时需要采取严厉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或直接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造成供略大于求的宽松局面。这样,环境才能有明显改善,各项改革才能顺利进行。总之,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价格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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