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辐射致癌”“机器人杀人”……这些涉及高科技风险的报道,究竟是怎样导致公众心理恐慌的?

　　近日英国《每日邮报》以大字标题宣称,炸土豆、洗手液和防晒霜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可能致癌。类似的致癌说法在国内媒体上也是铺天盖地,比如手机辐射会引起DNA突变,导致脑部肿瘤的高发,更有一些人因担心X射线会诱发癌症,继而放弃体检中的医学成像项目检查。类似预警常常突然而至,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为各种威胁所包裹,以至于恐惧文化几乎成为时代的主题。

　　更有甚者,就在几日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发言人海科·希尔威格宣称,公司距法兰克福约100公里的包纳塔尔工厂发生意外事故,一名22岁的工作人员在调试固定机器人时被机器臂抓起,重重摔在金属板上,不幸身亡。某报以《终结者来了?机器人“杀死”技术员》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过程中,随着核技术、基因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等的发展,正如社会学家培罗的总结,“科学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基本动力,但现在科学技术却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将这一时代称之为“风险社会”。这时的风险与农业社会中外在的自然灾害不同,也与工业社会中的风险不同,工业社会的风险以事故为前提,事故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群中,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社会保障等得到控制；但在上世纪后半期以后,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与高科技相关的诸如基因工程、核灾难等风险的后果所涉及的时间、地点和人群都难以计算,这种风险是人为制造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必然与大众媒介遭遇。不幸的是,二者的相遇并不一定会给科学家们带来希冀的结果,更多的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风险不确定性的终结和公众的心理恐慌。

　　首先,基于“消除人们认识上的不确定性”的职业追求,新闻人会恪尽职守地试图找寻确定性的知识:核电是清洁能源还是人类的梦魇?克隆人体器官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转基因食品是食品安全的避风港还是祸延子孙的阴谋?新闻人经常带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去采写一篇篇报道,甚至常常基于对“冲突性”和“戏剧性”的追求,以上述激动人心的两极化表述方式报道高新技术风险引起的争论,这样的报道把正常的科学辩论转变成一场竞技性体育竞赛,在试图减少人们心中疑问的同时,把风险或危害的概率抛之脑后,似乎只有确定性的表述才能告慰自己的职业追求。

　　科学家对此也极为不满。我们常识性地以为,科技报道的准确性是科学家最为强调的方面,然而,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学家对科技风险报道最为不满的并不是报道的准确性,事实上,他们诟病最多的是新闻人对科学唯一性的强调,“过于强调唯一性”使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走向终结。

　　其二,由于科技风险报道要同国际国内要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竞争版面,基于“猎取”公众注意力的需要,科学新闻标题常常走上确定性表述的不归路。例如,1986年德国物理学会发布了一份气候变化备忘录,其中警告公众注意“气候灾难”,随后德国报纸普遍将“气候灾难”一词用于新闻标题；德国新闻杂志在对气候变暖议题进行报道时,也常常充斥着“死于温室”、“迈向灾祸”等标题,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被转化为一种确定性的迫近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