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发布消息称,2018年考古人员对雍城遗址核心区的一组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证实该建筑年代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在春秋晚期。这是大遗址考古背景下,考古人员在雍城遗址核心区东部大型宫殿群内发现的一处高等级宫室建筑。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践,先秦时期都城核心建筑群的标志性建筑是“朝寝”和“宗庙”,在秦都雍城扩改建过程中,二者呈现渐进变化过程,即从秦“初居雍城大郑宫”时期采用“寝庙合一”模式,到秦穆公时期变成庙、寝分开且平行布局,再到秦都咸阳时期将朝寝继续放在国都中心,而将宗庙置于南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介绍,近年来,雍城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现,马家庄宫区由内、外壕沟构成“内城”和“外城”。“内城”以原发掘的马家庄一号建筑为周边,还包括新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特别是宗庙以西的几座“宫室”建筑遗址。从这些建筑遗址与宗庙建筑遗址呈现“左祖右社”的位置关系推断,它们可能为秦穆公时期所筑“朝宫”,即朝寝建筑。另外,最新研究发现,过去一直认为与马家庄宗庙有一定关系的三号“朝寝”建筑遗址,可能是原一号宗庙拆除之后新建的“宗庙”位置所在。

　　如何以文献为线索,以考古材料为依托,二者互证,从而全面了解秦都雍城遗址的布局、规模、内涵以及秦国社会组织结构,实现“透物见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秦文化研究的重要参照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襄公被封诸侯而立国,止始皇帝于咸阳建都,秦先后建“九都”,雍城为第六处,系八次迁徙过程中建置时间最长、功能设施最为完备的正式都城之一。雍城在长达294年的时间里,历19位王公,一直是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

　　秦人以包容开放的政治心态,在辗转迁徙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谋求更多发展空间,从弱到强,从强到盛,最终横扫六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武站认为,在秦国历史上,选择以雍城为都,使秦国发展进入快车道,逐渐步入强盛之路。秦在雍城的蓄势历程为其最终统一天下起到了奠基作用。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大量考古资料逐步揭开雍城的神秘面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杨哲峰表示,早在1933年,考古学家徐旭生、苏秉琦、石璋如等人就曾在凤翔进行雍城考古调查。1949年以后,雍城的文物考古工作成果累累。1959年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考古队在雍城经过数次调查,发现了南古城秦汉遗址,并开始筹备对南古城遗址的重点勘察和发掘工作。1976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组成后,通过调查发掘,基本弄清了雍城的位置、面积、布局,为秦国早期历史和秦国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21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对城址的全面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发现了城市道路、宫殿建筑、聚落、作坊等相关遗迹,使城内各功能区的空间摆布展现出秦都城的典型特征。经过80余年的考古工作,秦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和进展,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和郊外秦汉行宫建筑遗址构成的雍城文化遗存的轮廓正在逐步显现。该遗址也是目前东周时期列国都城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遗址,成为了秦文化研究的重要参照。

　　田亚岐认为,自秦献公将都城东迁之后,雍城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被保留在雍城,当时诸多重要祀典仍继续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的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成为西汉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重要场所,雍城作为“圣都”或“圣城”的象征意义延续到汉成帝时期。

　　弘扬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以雍城遗址为中心的关中西部相继发掘了规模宏大、保存良好的秦汉国家祭祀遗址群。例如,在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由外围环沟、坛、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血池村“畤”的遗存。该发现填补了秦雍城布局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认为,《史记·封禅书》说雍畤祭祀用“驹”与“犊羔”,血池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用作祭品的马骨也确为幼年马。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辛怡华介绍,血池遗址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是当时的大型“祭天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得到学界广泛关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告诉记者,2017年凤翔血池秦汉遗址发现祭祀坑3200余座,是我国首次从考古学角度实证确认的时代最早、结构完整、性质明确的国家祭祀遗址。2018年,宝鸡陈仓区吴山遗址发现祭祀坑数百座,初步判断或与祭祀炎帝有关。同年在宝鸡陈仓区又发现下站祭祀遗址。2019年起,考古工作者计划对下站祭祀遗址和凤翔灵山南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以辨别其性质、年代及祭祀对象。秦汉时期国家祭祀遗址即将全面呈现于世。

　　“以雍城血池遗址为中心的秦汉祭天遗址群的保护展示将为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原动力。”孙周勇认为,这几处重要的秦汉时期祭祀遗存是近年来全国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血池遗址的祭祀者是秦国、秦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最高首领,祭祀对象是中国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天,而祀与戎又是中国古代国家最为重大的事情。就该遗址的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历史重要性而言,以往所有祭祀遗存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从祭祀文化追溯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血池遗址将成为秦汉时期国家祭祀活动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和实物再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血池遗址的发现也标志着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现,这一发现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国家祭祀功能区文化遗存的空白。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段清波认为,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可能是秦国多代国君和西汉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级大型祭祀场所。敬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意义,是君权神授的象征。祭祀的礼仪蕴含着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和行为处事方式。

　　以雍城为中心的考古工作通过大量资料展现出一幅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变化图景。“透物见人”是中国考古界的崇高追求,雍城考古正在迈向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