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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春:“复言”辨义——兑现或背反诺言
2019年02月12日 17: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泽春 字号
关键词:孟子;诺言;兑现;复言;道义;孔子;符合;王孙;承诺;信近于义

内容摘要:他们的重要依据是《哀公十六年》的“复言,非信也”,郭胜团认为如果把“复言”解释为“实践诺言”,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实践诺言是不守信用”,并且还反问“难道杨先生认为不践守诺言才是守信的表现?”究竟孰是孰非,最好还是回到《左传》原文分析“复言”的意思。哪能既要兑现诺言又贪生怕死呢?”荀息要兑现辅佐太子奚齐的诺言(“复言”),就有可能被三公子的党羽杀害.这就要求人们在最初作出承诺的时候确保承诺符合道义,只有承诺符合道义才能兑现,因此有子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而孟子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针对承诺不符合道义的情况而作的补救措施。

关键词:孟子;诺言;兑现;复言;道义;孔子;符合;王孙;承诺;信近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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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诚信最直观的认识就是言行一致、遵守诺言,但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其实,诚信包括两个方面,不仅要求说到做到,还要求所说的话、所作的承诺符合道义,缺少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诚信。这就要求人们在最初作出承诺的时候确保承诺符合道义,只有承诺符合道义才能兑现,因此有子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而孟子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针对承诺不符合道义的情况而作的补救措施。

  除了评法批儒时期,孔子、有子与孟子在人们心目中一直都有着重要地位。在日常交往中,很多人都把他们的话作为论证行为合理性的依据。诚信是人际交往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孔子、有子与孟子对之亦有相关论述。总体而言,他们对言行一致持肯定态度,对言行不一持否定态度,《论语》中就有很多讨论“信”的名言,如“敬事而信”“主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是,他们的有些言论却被误认为对言行一致持否定态度,如“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样的认识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中,而且也存在于学者中。关于这一点,近年来代表性的文章有:孙晓春《“信近于义”诠释——论传统儒家的道义观念》,郭胜团、葛志毅《〈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章辨析——〈论语〉及孔子思想研究之三》。从文章题目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针对有子的“信近于义”展开论述的,孔子与孟子的相关言论是他们论证有子思想的佐证。但是,他们都误解了孔子、有子与孟子的原意。

  有子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孙晓春译为“守信接近于道义,但诺言也是可以不兑现的”,郭胜团译为“信接近于义,这是大体上说的。具体说,信也有不符合义的,这时如能反行其所许之言,也是符合义的。不符合义之言可以反行之(以达于义)”。孙晓春与郭胜团翻译的具体文字不同,但意思一样,都认为“复”是“反覆”“背反”之意。在他们之前,杨伯峻将此句译为“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钱穆译为“与人约而求信,比先求近义,始可践守”。笔者认为,杨伯峻、钱穆的翻译比较可靠,其中,杨伯峻以《左传》中的“复言”作为他解释“言可复也”的依据,但孙晓春、郭胜团认为杨伯峻误解了《左传》原文。孙晓春认为“复言也是出言反复的意思”,郭胜团认为“‘复言’即‘反言、背反以前所言’之义”。他们的重要依据是《哀公十六年》的“复言,非信也”,郭胜团认为如果把“复言”解释为“实践诺言”,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实践诺言是不守信用”,并且还反问“难道杨先生认为不践守诺言才是守信的表现?”究竟孰是孰非,最好还是回到《左传》原文分析“复言”的意思。

  《左传》中有两处文字与“复言”有关,一处是《僖公九年》:“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 这段话比较容易理解,讲的是晋献公去世之前,嘱托荀息辅佐太子奚齐。献公去世之后,三公子的党羽造反,要杀掉太子奚齐,劝荀息识时务,不要再辅佐太子奚齐。上面这段话就是荀息的回应,他说:“我已经答应献公辅佐太子奚齐,不能反悔前言。哪能既要兑现诺言又贪生怕死呢?”荀息要兑现辅佐太子奚齐的诺言(“复言”),就有可能被三公子的党羽杀害;如果他不再辅佐太子奚齐(“背反前言”),就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件事在《国语》《史记》中分别表述为“行吾言”“吾不可负先君言”。可见,“复言”是兑现诺言的意思,而不是“背反前言”。

  另一处是《哀公十六年》:“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叶公曰:‘周仁之谓信,帅义之谓勇。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这段话稍显复杂,理解的关键是“复言,非信也”。如果简单依据“复言,非信也”,那么“复言”就是背反诺言的意思。但联系上下文,叶公没有对子西给王孙胜“信”的评价进行直接反驳,而是对“信”进行了重新定义(周仁之谓信)。这里可以看出,叶公与子西对“信”的认识与理解存在不同,子西认为只要说到做到就是“信”,叶公认为说到做到还不能算“信”,所说的话还需要符合道义(“周仁”),只有符合道义的话被兑现才是“信”。因而,叶公的话应该这样来理解:我听说王孙胜这个人言出必行,但言出必行,不是真正的诚信。叶公对王孙胜“勇”的品质的评价,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复言,非信也”。叶公认为不怕死(“期死”)不是真正的勇敢,关键在于“义”,只有符合道义的不怕死才是真正的勇敢。同样的道理,言出必行不算是真正的诚信,关键在于“仁”。如果把“复言”解释为“背反诺言”,那就是说背反诺言不是诚信。首先,根据同样的句式结构,下一句就不应该是“期死,非勇也”,而应该是“怯懦(贪生怕死),非勇也”,但原文显然不是这样。其次,上下文并没有提到王孙胜背反了什么诺言,而是讲王孙胜有仇必报——上文提到王孙胜的父亲被郑国杀害,王孙胜发誓为父报仇,下文讲王孙胜因为子西帮助郑国,便把子西也当作仇人杀掉。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说王孙胜是一个有仇必报、言出必行的人,而不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国语》中的记载也相同。所以,这里的“复言”也是兑现诺言的意思。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被认为是孔子不主张言行一致的证据。如果仅把“小人”理解为道德低下的人,这句话当然意在反对言行一致。但在春秋时期,“小人”多是指社会地位低下之人。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是孔子对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回答。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也是“士”的行为准则,只不过要低于“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孔子对“士”的三个层次的评价,并不涉及道德层次的高低,而是关乎能力大小:最高层次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相当于“治国”,“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相当于“齐家”,“言必信,行必果”相当于“修身”。所以,这里根本看不出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道德层面的负面评价,并不能从这句话得出孔子反对言行一致的结论。

  “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被作为孟子主张人可以不信守承诺的证据,并且被郭胜团等人作为把《论语》中的“复”解释为“背反”的佐证。郭胜团认为,“孟子明确指出,言行与不行,信与不信,应遵循‘义以为上’的原则,即取决于是否符合‘义’”。笔者认为,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全面。有子讲的是“信”与“义”相符合的情况下,所说的话应该兑现;孟子讲的是“信”与“义”发生冲突、对立的时候,“义”的价值高于“信”,为了达到“义”,所说的话可以不兑现。如果“信”与“义”相统一,那么孟子也必然要求兑现诺言,所以孟子的这句话并不能作为把“复”解释为“背反”的依据。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强调的是行为一定要符合道义。如果诺言符合道义,那么孟子肯定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大人”。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诚信最直观的认识就是言行一致、遵守诺言,但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其实,诚信包括两个方面,不仅要求说到做到,还要求所说的话、所作的承诺符合道义,缺少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诚信。这就要求人们在最初作出承诺的时候确保承诺符合道义,只有承诺符合道义才能兑现,因此有子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而孟子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针对承诺不符合道义的情况而作的补救措施。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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