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具有纯粹性、先验性等特征,如此这般被理解的理性必然不是单纯从经验中获得的能力,而康德也不再独断地坚持“人类理性来自上帝天赋”这种立场。由此看来,理性在康德那里好像成了某种悬空的东西。康德深受启蒙思潮影响,在将人类理性理解为绝对的自发性能力的同时,仍然保留了理性的本体地位的设定。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作为独立于经验而具有绝对自发性的理性,如何能够进入时间呢?

　　这个问题已经将人类理性与时间的相容性作为前提。在康德那里,人类理性不同于上帝的理性,后者是那种仅仅在观念上与现象界存在物具有因果联结的概念。如果非要将上帝作为现象中事物及其变化的原因,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无中生有”。《圣经》有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又有“道生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些都是从纯粹形式、观念创造质料的生成方式。康德则明确指出,现象中是不允许有创造事件的。这是因为创造并不属于事物的感性表象方式,也不属于因果性联结,只可能与本体发生关系。所以,上帝理性与时间以及时间中的现象不具有实在的相容性。

　　与此不同,人类理性与现象中的事件(如行动)却具有实在的因果联系,它作为能够引起现象序列的自发性,是一种“推动而不创造”的能力。理性并不无中生有地导致现象界事物的状态变化,而只是作为本源动力因推动这些事物,使之相互作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人类是处于感官世界的理智存在者,而人的一切有意识行动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于这种与现象啮合在一起的理性主体,而不能被归属于上帝那样的理性主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前一种理性称为一切任意行动的持存性条件。如果要为人的行动寻求负责任的主体,只能追溯到这种理性,而不能追溯到某种自然原因或者上帝的超验根据。休谟将行动归责于某种内在心理原因,莱布尼茨将现象中的行动归咎于上帝的预先规定,这些都是康德所批判的。因为理性在人这里已经是一种绝对的自发性。康德将传统独断论中本来归属于上帝的绝对自发性赋予人类理性,又将经验主义心理学的自然因果联系统摄于其自由的因果性秩序中,由此,他完成了理性与时间中现象序列的整合。

　　在康德那里,理性在概念上就已然包含它对现象的系统把握。绝对自发性被界定为一种因果性能力,在其概念中,理性包含了理智的、自发的原因与现象中自然因果序列之间的联结。这是一种自由的因果性联结,相对于自然因果序列而言,它是完备的,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康德提出绝对自发性的自由概念,其理论意图就在于为知性所规定下的分殊的因果知识带来统一性。而因果知识的统一性的关键在于,有一个理智的和自发的作用因充当现象界中自然因果序列的第一开端,由此带来这序列的完备性。举例来说,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位老人让座,这是一个发生在现象界的行动。当追溯其责任主体时,我找到了我自己的理性能力。但理性作为理智原因,它与让座这个具体行为之间不是直接相联系的,而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该行动在现象界的自然原因,也就是我内心的动机和目的。理性首先将我的某种欲求对象表象为一个目的概念,并以此目的来规定我的意志,从而间接地产生行动。我想要心安理得,这就是我当时的内心动机,按照这种动机我做出了让座的行动。所以,该行动不是直接地从我的理性的自发性中产生的,而是从这理性自发地设定的目的和动机中产生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完备的因果链条中,理性是第一开端。虽然就其作为理智原因而言,理性是非时间的,但由它所推动并造成的自然因果作用毕竟还是发生在时间中的。所以,从因果联系的完备序列来看,或者就理性能力的结果来看,理性与时间必然是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