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本肇始于经典翻译领域,与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研究方法交流互鉴,成为文献研究的重要方法。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合本对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东晋般若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般若学义理研究重要路径

　　一般认为,典型的合本主要是将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译本集合起来进行对照比较的研究方法,主要针对同本异译的情况,或是全本的数种异译,或是残缺流散的部分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典型的合本包括:《合首楞严经》《合微密持经》《合维摩诘经》《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广义的合本还有另外一种应用,即将经义相近的不同部经典进行对照比较,如《大小品对比要抄》《合放光光赞略解》等。

　　合本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支谦。支谦亦名越,号恭明,月支人,其父于后汉灵帝时期归籍汉朝,生于汉。据《出三藏记集》记载,支恭明作“合《微密持》《陀邻尼》《总持》三本(上本是《陀邻尼》,下子是《总持》《微密持》)”,将所译《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进行对勘研究。

　　东晋时期较为系统地开展合本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为支愍度。他在《合维摩诘经序》中阐述了:合本的前提(同本、人殊、出异);合本的情形(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合本的必要性(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合本的做法(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合本的效用(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等内容。

　　东晋时期,著名义学僧人支遁、道安对般若类经典大品与小品(《大小品对比要抄》)、大品不同版本(《合放光光赞略解》)的对比互证,使合本的应用得以推广和拓展,达到了历史高度。合本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突破了翻译学、训诂学的范畴,进而成为佛教义理研究的重要路径。

　　为东晋般若学异彩纷呈助力

　　东晋般若学的发展形成了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不同学说,彼时中国佛教学者对般若学的理解和把握呈现出自由发挥且具有时代烙印的思想特点。在经典数量有限、译本残散各异的客观条件下,合本为东晋般若学的异彩纷呈提供了可能,心无义的代表人物支愍度、即色义的代表人物支遁和本无义的代表人物道安都是合本的研究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支愍度的合本研究,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包括:《合维摩诘经》五卷(合支谦、竺法护、竺叔兰所出《维摩》三本为一部);《合首楞严经》八卷(合支讖、支谦、竺法护、竺叔兰所出《首楞严》四本为一部,或为五卷);右二部,凡十三卷。晋惠帝时,沙门支愍度所集。其《合首楞严》,传云亦愍度所集,既阙注目,未详信否。

　　上述两部合本早已不存,现仅存《合维摩诘经序》和《合首楞严经序》,内容较为简略。虽然难以具体考察支愍度的合本研究与心无义的关联,但《维摩诘经》中“心净则佛土净”等观点,对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不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