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印度在21世纪的崛起是大概率事件,那么科技创新无疑在这一轮崛起过程中起到了助力器的关键性作用。关注印度,不可能避开印度的科技创新政策。本届印度政府的科技创新有三大重大变化:一是思路上同时强化收权和市场两条逻辑主线;二是政策手段上重长远、去计划、重地方,以更长远的眼光考虑国家发展方向;三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红利,建立以移动通信为基础的新型政府治理结构。印度政府的科技创新主要思路可凝练12字:经济发展优先、科技创新助力。

　　两条逻辑主线:收权和市场

　　本届印度政府的执政思路沿着大力收权和强化市场两条逻辑主线。在收权方面,印度废除了带有指令性计划特征的政府机构,指出计划部门无法为国家挑选赢家;在强化市场方面,通过简政放权让市场撬动潜在的资源禀赋,着重于建立基础性的市场制度,放弃进口替代战略改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加大对外资和技术的引进力度。

　　从1950年到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之前,印度科技政策决策主体为: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科技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于1950年3月15日设立了具有国大党特色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掌握了中央财政经费的预算权、五年计划编制权、计划经费分配权和发展项目审批权。国家计委是印度式计划经济体制的灵魂机构,几十年来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大权威的“独立小王国”,既可以抵抗来自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压力,也无须理会市场运行的逻辑,引起了印度朝野的普遍不满,废除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呼声渐高。

　　莫迪政府上台后,顺应朝野呼声、铁腕解散了国家计委,将其制定五年计划的权力转移给了莫迪主导设立的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其中央财政经费预算权转移给了莫迪控制下的财政部。为表明这项打破“山头主义”的改革并非换汤不换药,尽管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的主席仍由莫迪担任,但该机构只有“印度政府首要智库”的功能,既没有财政经费预算权、财政资源分配权,也没有编制指令性计划权,其所出文件不需要通过内阁审批完成。

　　另一方面,莫迪一贯是亲商务实派。招商引资是他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13年的第一关键词——他的名言是:“在这里播种一卢比,你就会收获一美元。”相较于前任政府首脑,莫迪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有了较大提升,他一直称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助力器”。当选总理后,他本人亲自提出实施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技能印度、绿色印度、智慧城市、清洁印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七大国家级旗舰计划。这一系列以经济发展优先、科技创新助力的旗舰计划是印度经济社会中发生的重大政策变化,更是“莫迪新政”的核心内容。每一个旗舰计划都与科技创新有着紧密联系,其实施都需要组织良好、协调高效的科技创新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

　　这些“烧钱”的计划如何在并不富裕的印度落地?莫迪强力推动了几项根本性改革。

　　一是把一部分政府调控职能下放给市场,让市场撬动潜在的资源禀赋。如他通过公私合营机制(PPP)推进耗资巨大的高铁、公路、航空、港口和工业走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放弃进口替代战略,改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加大了对外资和技术的引进力度。如放开国防、铁路、航天、保险、电子商务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限制,在高铁等基建项目中允许PPP融资模式下100%的外资占比,在汽车制造、制药和建筑等行业中,允许外资投资占比达到100%,在保险和国防领域允许49%的外资进入,开发6条工业走廊以吸引跨国公司等。

　　三是建立基础性的市场制度,让市场调节要素配置。如统一全国税制,统一全国市场,实施废钞令,逐步打碎土地政策,劳工政策等限制印度工业化起飞的桎梏以凝聚发展要素等,都是他“亲”市场执政思路的体现。不过,莫迪远非西方式自由市场理念信奉者。他本人同时强化集权和市场,其根本目的是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更加集中在他治下的中央政府手中。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坦维·马丹所指出的,“莫迪相信的是政府能够更好地管控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