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综合治理是超大型城市必须直面而且要下大决心解决的重大课题。其中,垃圾分类的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重视。但现实中,推行垃圾分类并不容易。在很多成功推行垃圾分类的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曾经历过异常艰苦的“垃圾战争”。例如,瑞典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城市基层治理中,居民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破坏者、搭便车者、利益相关者、积极行动者。一些社区的垃圾分类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在于积极行动者的缺席。那么,如何让居民成为推进垃圾分类的积极行动者?

　　三个重要的治理逻辑

　　垃圾分类不只是一个生态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治理议题。在多重复杂的垃圾治理之路上,有三种治理逻辑尤为重要:

　　一是政府干预逻辑。政府干预是垃圾成功分类的重要前提。由于垃圾分类行为个体“成本—收益”的模糊性和不对等性,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垃圾分类行为难以形成,因而需要借助政府干预理论考察政府行为对民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在韩国和不少西方国家,垃圾治理的基本逻辑是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可以将垃圾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确立基本的市民行为规范。事实上,在人类垃圾分类历史中,缺乏政府强力干预下的自动性、可持续性垃圾分类是极为罕见的。

　　二是利益相关逻辑。把垃圾分类转化为一个利益相关议题,使其与每个个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是促进垃圾分类的重要秘诀。日本东京就是通过这一逻辑促进垃圾分类成功实施的。50年前,东京的垃圾只能填埋,并且只有一个处理厂,后来决定每个区产生的垃圾由本区处理。但是,在每个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方案,曾遭到居民反对。有些区打了10年官司才开始建设;有些工厂和居民开了100多次说明会,并通过长时间平稳运行、信息公开、邀请居民参观等努力,才收获市民的信赖。当前,东京每一个区几乎都拥有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这样的努力,直接将垃圾问题本土化、地方化和邻里化了,塑造出来的是较为理性、平和的利益相关者。实践表明,建立在利益相关者之上的治理机制,往往是理性、持久的。

　　三是“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逻辑。我国一些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通过“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可以促成良好的垃圾治理和严格的垃圾分类。在此基础上,还能感知令人兴奋的治理能量和善治愿望。这里面,党建引领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富有成效的价值引领、议题引领与平台引领。同时,在党组织引领下的“三会”制度、居民参与制度、志愿者制度等,又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自治基础。这种逻辑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最大特色,是当代中国在快速转型和发展中保持稳定、有效之格局的终极秘密。

　　形成五大运行机制

　　垃圾分类改变的不只是生态,还包括人的观念、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的治理文化。一定程度上讲,垃圾分类可能是撬动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绝好支点。其中,可以梳理出五大有效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