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退休后仍然笔耕不缀。目前,他不但致力于《中美关系史》(第四卷)的写作,还准备以其兼通美、俄的优势,撰写一部《美俄关系史》。

　　陶文钊1943年生于浙江绍兴,1960—1964年就读于杭州大学外语系。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在全国招生,陶文钊由此来到北京。

　　1972年5月,学部“五七干校”撤销,近代史所成为了学部里最早逐步恢复工作的单位。陶文钊的研究工作也由此起步。

　　近日,本刊约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开盛研究员访谈了陶文钊。

　　我不甘心学了四年的俄语没派上用场

　　李开盛:您是如何开始您的研究工作的?

　　陶文钊:1972年5月学部“五七干校”撤销,我们全部回到北京。近代史所是学部里最早逐步恢复工作的。首先恢复的是民国史。另外还有一个项目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个项目“文革”前就有,第一卷从鸦片战争写到中日甲午战争,出了第一卷以后就没再写下去。这个时候又把这个项目恢复起来了。

　　不过,我首先还是搞翻译。记得当时要翻译三类书籍,第一类书籍是回忆录,西方出了很多回忆录,像丘吉尔、阿登纳、戴高乐的等等。根据阿登纳的回忆录,德国在1950年代就想跟中国接触,但我们不知道。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下,引进外国政要的回忆录很有必要。第二是要翻译国别史,因为当时跟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多,这些国家我们根本不了解。第三要翻译中苏关系和中苏边界的书籍。搞了几年翻译以后总觉得搞翻译很被动,人家叫你翻译什么你就翻译什么,到最后你也没有自己的专业,所以我就想去参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的项目,当时写作组也正需要青年同志参加。所里支持我的想法。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十分认真的。每位作者写出初稿后,所里打字室把它打印出来,发给全所,征求意见。写作组更是反复讨论修改。我原本没有接受过历史研究的正式训练,在这项工作中边学边干,摸索、琢磨从事研究工作的方法和门道,再加上老同志的传帮带,我大概知道了该怎样做历史研究工作。

　　李开盛:那您就是在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时接触到中美关系的内容,然后开始集中做中美关系史研究?

　　陶文钊:是这样,我负责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一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瓜分风潮”,所有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都有涉及,不光是美国。涉及美国的主要是门户开放政策。我后来转到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史是机缘巧合。

　　我大学时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学了一年,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还给了老师。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全国第一个英语广播讲座,我想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外语工作者只懂俄语太欠缺了,就跟着英语广播讲座学习了三年。我学得还是很认真的,不但坚持听,而且按要求做作业。兜里总装着单词本,一有空闲,有点滴的时间就背单词。中级班学完了以后基本上可以阅读了,可以阅读自己工作当中需要的英语资料和著作了。1981年,近代所分配到公派一名教师去美国进修的名额,便让我去参加国家教委的英语考试。我从未经过培训,甚至没有戴过耳机,但考试还是一次顺利通过。1981年9月到12月,我去西安外国语学院培训了三个多月。1982年10月20日,我登上了去纽约的飞机,与美国的缘分也就这样开始了。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中等教育基本不教英语,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了。所以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派出去的人年龄普遍偏大。我当时已经39岁了,还不算是最大的,还有四五十岁的人也派出去了。到美国后,我认识的第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何汉理(Harry Harding)。他36岁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名教授了,比我还小三岁。中国的访问学者比导师的年龄大,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鞭策,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包括在英语方面努力。刚去的时候听课还是很吃力的,我就厚着脸皮跟那些年轻同学一块讨论、聊天。而且两年里我一直都住在美国人家里,这样既帮助了自己的英语学习,还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