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草创定稿后即誊写清抄出两部,一部上献朝廷,一部存放家中。《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不过,流传的范围并不广泛,东汉初年,已有散佚残缺现象。班固《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为什么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有如此严重的残缺?这当然有诸多原因,但有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出版技术和传播手段的相对落后。主要是因为西汉时期流行的篆书、隶书都不易书写。而当时的图书形式也主要有两种,一为简书,一为帛书。在制作成本和使用上,简虽低廉容易得到,却笨重而易损;帛虽轻便,却昂贵而不易得到。《史记》篇幅巨大,以木简书写,损毁是不可避免的。

　　东汉以后,迄于唐五代,产生了一批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史记》文献,仅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这三种史志目录所著录的来统计,就有二十五种。其中,有白文本,如“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有集注本,如“裴骃集解《史记》八十卷”;有注释本,如许子儒、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等人各自“注《史记》一百三十卷”;有标音释义本,如“徐广《史记音义》十三卷”,“邹诞生《史记音》三卷”,“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等;有摘字校注本,如“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等。这一时期,《史记》传播到敦煌、日本这样广泛的地区。这与这一时期纸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被广泛使用有关。同时,楷书、行书、草书的出现,人们可以用比较好写而容易认识的书体在比较轻薄而容易得到的纸上进行文字记录,从而也加大了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流通量和传播面。但由于文化传播技术手段仍显得相对落后,图书还是依靠抄写,故这一时期的《史记》文献能够流传下来的就只有一小部分。

　　其实,早在唐代中期,人们就总结吸收前人在各种材质上镌刻各种文字、图案和符号的技术经验,创造性地发明了中国古代又一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应用技术——雕版印刷术,革命性地改变了图书出版的传统方法,从一次仅能够一笔一画地抄写成一部图书,转换为一次就能够在雕刻的书版上印刷出许多部图书,而且还能够多批次地印刷。但可惜的是这项新兴技术的推广应用却十分缓慢。宋代承前启后,在雕版印刷技术日趋成熟的同时,又发明了影响近代世界出版业的活字印刷术。在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史记》文献中,仅是刻印整部《史记》而至今还能看到的或全或残的刻本,就有十多种版本。

　　综合考察传世的和不传世的宋刻本《史记》的有关情况,可以发现三种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现象:一是从公家到私家,一是从单注到合注,一是从内地到沿海。这些都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术不断改进并被熟练掌握、全面接受、广泛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以前,南朝宋人裴骃的《史记集解》虽已附入《史记》正文之下,但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直至北宋时,还是与《史记》本文分离的单行本,各自都有几十万字,显然不便于阅读。到南宋时,则由私营书坊主依次附入《史记》正文下,从而形成了二家注合刻本和三家注合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