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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与“萌新”的双重奏 ——明清时期文化上对近代化的迎应
2017年03月20日 14:07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冯天瑜 字号

内容摘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才是中国历史上继周秦之际以后的第二个大转折,这一转折的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工业化的东来。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故更确切地说,明清处在第二转折的前夜及初期,自秦汉确立的宗法皇权政制及其基础——地主、自耕农自然经济达于极峰,而扬弃这种社会制度的经济、文化要素已然潜滋暗长,西力东进的国际形势则成催逼之态,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大变革迫近。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关键词:文化;小说;中国;皇权;启蒙;西力东;儒学;集权;水浒传;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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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是外儒内法、儒释道三教共弘文化形态烂熟并孕育新变的时代。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才是中国历史上继周秦之际以后的第二个大转折,这一转折的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工业化的东来。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故更确切地说,明清处在第二转折的前夜及初期,自秦汉确立的宗法皇权政制及其基础——地主、自耕农自然经济达于极峰,而扬弃这种社会制度的经济、文化要素已然潜滋暗长,西力东进的国际形势则成催逼之态,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大变革迫近。

  明末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呈现“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军制论》),以此总论明、清五百年也庶几恰当。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集古”-“萌新”的双重属性。

  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订正、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末,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瑶田、金榜、孔广森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还有“扬州学派”(任大椿、焦循、汪中、阮元等)。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彰显和条理化。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古事,治学精神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理性态度、实证方法,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甚巨。

  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学杰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园冶》,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样式雷”两万多张建筑图样)等等,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观之,也颇有发明、发现方面的启示。

  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经世实学开始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自晋、唐以降,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儒学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展开近乎晚周孟子“辟杨墨”的“辟佛老”努力,一种思辨化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在宋代兴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中经元代,至明,朝廷推尊理学,将程朱论证的“纲常”、“天理”规定为伦理、政治指针,《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因为官方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衍为一种御用的“制度化儒学”,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强调个体心性修为,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蕴在。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

  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种“经世文编”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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