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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秩序演进中的国际体系
2015年09月17日 08: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第809期 作者:夏立平 字号

内容摘要: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和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国际体系;国际机制;秩序;全球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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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和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只适应冷战需要的旧的国际组织如华约、经济互助委员会等解散了。现有的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虽然仍需进行一些改革,但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有必要对现有国际制度进行创新,并构建一些新的经济和安全合作组织。

  全球化呼吁新型国际体系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同时,世界上还存在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毒品走私、高致命传染性疾病等,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上升。因此,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全球化迅速发展与国际保障机制不完备之间的矛盾。

  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体系中的“金字塔”型等级制结构正在逐渐为一种较为平等的结构所代替,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正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权力均势”的现实主义理论已经逐渐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的理想主义理论又距离现实太远。只有强调依靠国际机制来实现区域和世界稳定的“机制稳定论”较为符合当前国际现实的需要。

  此外,与在国家内部“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一样,在国际层面,缺乏约束的霸权也会带来危险。因此,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对霸权国家进行一定的软制衡。基于国家间利益的重叠,在大国关系中,既有地缘政治模式的博弈,又有合作共赢模式的互助。即使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也不都是“零和”游戏规则在起作用。一些大国与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斗而不破、合而不从”的框架内保持并发展。它们要对美国的某些霸权行为进行软制衡,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国际机制的制约作用。

  因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趋势所产生的新的国际力量结构、国际行为体组成和国际关系理念,呼吁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国际体系。

  构建多重国际机制

  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正在逐渐建构之中,它应该有下述特点。

  一是真正以联合国为核心。从长远来说,应该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全球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体系。这种机制应强调多边主义并主张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争端。联合国应通过改革以适应新形势需要,并加强联合国权威、能力与作用,使其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核心,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力、效率和公平的集体安全机制。

  二是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有待加强。根据《联合国宪章》,构建全球性安全机制是联合国的核心任务,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宗旨。而直接负责联合国安全事务的安理会承担“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而且,“安理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代表各会员国”。加强安理会的作用与权威应该是国际社会今后努力的方向。

  构建全球性安全机制中,第一大问题是如何强化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制。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制主要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组成。其中,1970年3月正式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制的基石。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制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几十年来,它为将公开和隐蔽的核武器国家控制在10个以内作出了贡献。国际社会不应该抛弃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制,而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加强它。

  构建全球性安全机制的第二大问题是如何应对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现在国际上初步形成了以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公署、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妇女地位委员会、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为骨干的全球性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机制。但是,这些机制还很不健全,远不能满足世界各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应通过改革和创新对这些机制进行改进和完善。而且,这种改进和完善必须与联合国改革相配套。

  三是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方式为原则,处理人权问题,建立国际人权机制。为抵制二战中法西斯军国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二战后,世界人民掀起全球性重视人权的浪潮。《联合国宪章》反映了这一浪潮,洋溢着人权的精神。它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了维护人权的宗旨:“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人权体制日益由“欧美主导式”向“合理共存式”方向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后,美欧国家力图重新占据国际人权体制中的强势地位,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企图利用人权问题任意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这与《联合国宪章》精神背道而驰。近年来,联合国对国际人权机制进行改革和调整。2006年3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建立人权理事会,以代替过去的人权委员会,建立一个授权更大的全球人权保护机构。2006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选举中国等47国为人权理事会成员。

  因此,国际社会应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方式为原则处理人权问题,加强不同文明、文化、宗教间的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

  四是应发挥各种区域与跨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组织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其一体化程度也在日益发展。区域安全合作组织在加强区域内合作、兼顾各参与方利益的同时,主张不针对其他国家。现今,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组织如东盟、东盟+3、上海合作组织、非洲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在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将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抓好战略机遇期

  中国目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并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中国需要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抓住、用好和争取延长战略机遇期意义重大。积极参与、善于利用和创新国际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面。因此,在国际机制方面,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是做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创新国际机制的关系。中国现在是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新兴大国,而美国是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可称为一对矛盾,美国许多人担心中国兴起后将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但另一方面,中美的共同利益在增加,经济相互依存性在增强。现在两国都相互认为是“国际体系中的利益攸关方”。

  现行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革,虽然仍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但总体而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许多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应进一步积极参与、有效利用和完善国际机制,并趋利避害。同时,中国应善于利用当前国际机制处于改革和变动之际的契机,进行机制创新,或弥补某些国际机制的缺失,祛除现有制度中的瑕疵。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新兴大国的机制创新能力,是检验它能否真正兴起的一个要素。

  另外,在机制创新中,应注意新的国际机制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兼容性,即它并非与世界主导性大国核心利益相冲突,相反,有助于维护主导性大国利益。由于邻近区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最大和最直接的地区,中国在国际机制创新中应以之为重点。

  二是处理国家主权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在全球化时代,有必要对国家利益进行重新思考。

  今天,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既由物质力量组成,也由观念建构而成,而后者更为重要。物质形体在人们思想中得到反映,并通过群体思维加工为观念形态,这便是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与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由此,人们的思想首先必须正确反映现实情况,人们的观念必须根据新形势发生变化,才能用新的理念去建构新的国家利益观。近年来,中国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利益观,成为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基础。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全人类利益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统一性。

  在如何看待国际机制问题上,也存在如何认识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与国家主权观息息相关。自近代以来,国家主权的发展历程充分证实了其合理性和进步性。若国际体系缺少国家主权的基础,或缺少国家主权的保障,人们很难想象世界政治和经济能够在相对平稳的道路上运行,并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但主权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范围和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趋势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对主权的观念和态度也在发生一些变化。现在各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核心要素,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依存日益密切,共同利益亦在上升。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自愿签署一些国际协定或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将属于国家主权边缘要素的对外贸易权、货币权中的一部分转让给一些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一些国家还主动限制或放弃某些边缘性主权。

  在区分国家主权中的核心要素、主体要素和边缘要素,坚定维护国家核心主权的同时,中国可允许将一些边缘性主权逐渐转让给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

  在更多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过程中,中国也将接受更多的国际准则。这就要求中国在国内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方面进一步与国际准则接轨,而这将对中国的政府结构产生影响。对此,中国应进行深入研究,使国内改革开放与参与国际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三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量力而行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参与国际机制水平的上升,尤其是在中国更多参与国际机制创新的情况下,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将会逐渐增加。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当做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国内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各国90位之后,中国的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对外援助必须遵循量力而行、提高效益的原则。

  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是物质形态,更是国际机制创新能力、制订议程能力和提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这是对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检验。不仅需要该国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丰厚的文化底蕴、系统深入的创新思维,而且需要该国具有良好的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这也是中国今后必须努力加强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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