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新青年》的创办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新文化运动被形象地比喻为思想解放的春雷和战鼓，被称作“一场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特别是随着运动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并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其指引下，寻得了摆脱贫穷落后而走向独立富强的根本出路；在文化领域，此前“中西之争”的文化格局被突破，“中西马”三足鼎立的格局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无尽的学术话题。2015年，“新文化运动”再度成为热词，学界通过多种形式，重温并探讨这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运动。

　　《新青年》旨在实现“文化的联结”

刘勇

　　从1915年至今，《新青年》的创办已有百年。经过百年的沉淀，站在今天的高度，可以看到《新青年》拥有自己的文化本质，即一种跨文化的视野。

　　横跨传统与现代

　　《新青年》的“新”并不是“否定一切”的激进，而是一种严谨、科学的评判态度，一种重新“估定”一切的文化态度。“估定”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指向思考、怀疑与审视。《新青年》正是用这种审视评判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及本土文化的优劣，继而将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纳入进来，最终实现“文化的联结”。可以说，“估定”的态度是《新青年》能够拥有跨文化视野的内在动因。

　　1916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该文对孔子的态度有贬有褒，开“批孔”的先例。由于提倡“尊孔”者大都与北洋政权相互倚重，更何况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颁布了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的文章，因此，《新青年》同仁并不满足于“中庸”的批判方式，于是迅速将“平议”转为“打孔”。

　　《新青年》“打孔”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被认为是“打孔家店”“老英雄”的吴虞，作为《新青年》的主将，写有《吃人的礼教》、《非孝》、《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文章，的确对旧礼教和儒家学说构成了犀利的批判，但也从未有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认为“儒家之主张”造成了宗法社会，“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因此，他呼吁：“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这其中“革新”的意味远比“除旧”要更加浓厚。

　　“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评传统，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否定传统。此时的《新青年》同仁正在努力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寻找一种价值范式。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社会怎样发展、国家如何久立、个人如何自处都是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新青年》是反传统的，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可以说，《新青年》是横跨传统与现代的。这其中，《新青年》同仁所展现出的“忧患意识”是最好的证明。从周朝的“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天下”，从屈原到杜甫，从范仲淹到顾炎武，历代仁人志士所怀有的殷忧报国的理想、爱国主义的情怀，实际上都是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坦言“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还是《新青年》的旗手鲁迅所言：“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或是《新青年》的撰稿者李大钊所感叹的“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都可见深切的忧虑之中不乏愤慨与坚定，这些均是忧患意识的体现。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的不断激发，使得《新青年》拥有了不断“立新”的内在驱动力。

　　兼容本土 走进世界

　　《新青年》同仁对本土文化及外来文化也秉持相同的评判态度，既不全面否定也非全面吸收。1923年，《〈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确指出《新青年》的研究方向：“《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李大钊也曾表示：“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归根结底，《新青年》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是为中国社会谋求发展的；而从“放眼以观世界”的角度来看，《新青年》虽然立足于本土文化，但绝无局限于本土文化的意味。

　　如果从立足本土文化的角度来看，《新青年》所处的五四时期是受到新思潮冲击最为猛烈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对于个性解放、思想革命、社会批判、女性自由等各方面的渴求，不仅立足于本土需求，更转而拥有一种“本土化”内涵。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需要引进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新青年》杂志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无论是优秀的文学成果、先进的科学理念，还是社会制度的介绍，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变革中国的方式方法。正如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的“社告”中所言：“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

　　《新青年》是多元的组合体，因为它包含了传统、现代、本土、世界四维的文化内涵。《新青年》是动态的存在体，因为它跨越了传统，走向了现代，超越了本土，走进了世界。《新青年》更是一个完整的集合体，因为它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本土与世界的积极互动。这是《新青年》一百年来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产，而且这笔财产将会继续传承下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