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意识到，应积极与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互动，普及科学知识、指引公共讨论，而不是仅与少数同行对话。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海洋与环境科学学院杰出教授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urance）不久前提出，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之余从事科学传播值得鼓励和奖赏，传统的科研评估模式不足以衡量研究人员的全部贡献。该观点引发了许多学者的讨论。

　　澳科研评估模式难以激励科学传播

　　劳伦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科研人员已经认识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如为大众科学杂志和新闻媒体撰稿、开设个人科学博客、写作科普图书等。然而，这些科普活动并未给科研人员本人及其所属机构带来实质上的学术奖励。

　　澳大利亚政府负责制定科研政策建议和发放科研经费的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采用“澳大利亚研究卓越计划”（ERA）来评估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质量。澳大利亚教育部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数据收集”（HERDC）汇总高校科研生产力信息。HERDC的重要性在于巨额的政府科研资金分配都以此为据。然而，ERA和HERDC接受的研究成果局限于参评机构人员在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业著作（整部或章节）、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会议论文，科普著作或非传统形式的科研项目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劳伦斯认为，此类科研评估模式无法起到鼓励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的作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下属的澳大利亚国家公众科学意识中心（CPAS）副主任罗德·兰博茨（Rod Lamberts）同意劳伦斯的意见，他说，“正式的、传统形式的研究成果是学术成就的最好和唯一体现”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根深蒂固，CPAS作为以提高公民科学意识为使命的科学传播和研究机构，必须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工作价值得到认可。

　　科学传播成果纳入科研评估存争议

　　那么，是否应将科学传播成果纳入ERA评估呢？詹姆斯·库克大学研究战略与特殊项目主管、负责本校ERA材料提交工作的布拉德利·史密斯（Bradley Smith）不推荐这样做，因为这可能使ERA评估标准更难于解读，造成混乱。不过，史密斯也认为应对积极开展科学传播的研究人员予以某种形式的奖励，并接纳多样化的学术成就衡量指标，如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替代计量学有别于传统的文献计量学，可针对论文、网站、博客、数据集、软件等多种形式的研究成果进行社会化网络用户行为计量，如阅读、下载、引用、共享、评论等均被视作一种可计算的用户使用数据，因此能更全面地反映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高级讲师迈克尔·卡苏莫维奇（Michael Kasumovic）反对科研资助机构对科学家的科学传播成果给予奖励。他的理由是，科研经费及其他学术奖励的发放是为鼓励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而高质量科学研究的生产者是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不是高水平的科学传播工作者。换言之，科学传播不能像科学研究本身那样直接推动科学进步，它不是科研人员的本职任务，因此不应作为奖励的根据，否则会促生低水准科研。另外，将科学传播与学术奖励联系在一起会“诱使”本不擅长从事科普的研究人员也进入这一领域，降低科学传播质量。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高级讲师尤安·里奇（Euan Richie）、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高级讲师达伦·桑德斯（Darren Saunders）等人则认为，学术界现在仍有将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与高质量的科学传播对立起来的看法，其实这既无必要也不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科学传播与观察、实验、分析一样都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也应被当作研究成果的类型之一加以评估。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高级讲师帕特里克·斯托克斯（Patrick Stokes）说，国家科技进步及科研人员职业发展与可获得的研究经费多寡密切相关。近两年澳政府削减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财政支持，为保证生存，科研人员必须清晰地向公众解释用纳税人的钱做什么事、这些事为何重要。

　　劳伦斯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兼职教授，他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位同事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建立起一家倡导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非政府组织。该同事申请终身教职时，麦吉尔大学把她的这些努力算作正式的学术成果。对此，多位学者均表示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