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际秩序正处于复杂而深刻的变革之中。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4月12日，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提出可落实的中国国际秩序观

　　近年来，国际秩序问题成了国际学界的热门议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等国际战略家近来纷纷撰文探讨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走向。学术升温背后是当前国际和地区秩序正在加速调整的现实。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门洪华认为，国家兴衰、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是推动世界秩序变革的三大动力。“当前，传统思维和新思维正在进行激烈的较量，秩序的重构正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展开。”

　　在复杂的国际秩序演变中，中国将进行怎样的战略设计？中国有怎样的国际秩序观？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正如门洪华所言，国际秩序建设是一个崛起大国必须回答的战略和外交议题。

　　“真正大国提出的国际秩序观要起作用，既要好听，还得好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表示，如果提出的国际秩序观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有可能加剧和别国的意识形态矛盾；而如果提出的国际秩序观只是听上去好听，则可能无法落实。这要求我们提出的国际秩序观既要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又要符合时代特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高程看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正在酝酿和形成中，其形成主要基于中国道路的价值主张。“基于中国道路的国际秩序观，对内服务于自身崛起的需要，对外要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高程认为，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基于中国道路的国际秩序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多样性的传统价值观和不同的发展模式，二是争取自身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权。

　　中国崛起不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规划等一系列重大新举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走向愈加敏感。

　　这种敏感部分来源于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对很多国家来说，现行国际秩序的运作方式是已知的，具有可预期的稳定性，而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看来，中国崛起给世界秩序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实际上并不多。例如，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并不会在现有的世界秩序集合中增添新的类型。“中国崛起不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太大冲击，它不过是一个较为温和的大国上升为一流大国的过程。”

　　事实上，只要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中国选择了正面地、积极地参与国际制度构建。门洪华表示，邓小平在1985年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将时代的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中国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李彬的发言对此观点提供了佐证。李彬表示，从安全领域观察中国是否开始争夺世界霸权的指标有两条，一是看中国是否开始追求与美国相同数量的核武器，二是看中国是否向别国提供核保护伞。“中国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做，说明中国并没有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想法。”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现有国际秩序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一面，但在深层次上也有霸权主义的一面。中国主张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要把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而是希望为其提供一种补充和修正的可能性——用开放包容性去消解现有国际秩序的强制性，以渐进民主和平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推进，中国需要回应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如何在国际秩序的变革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经济手段仍然是我们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路径。”门洪华认为，首先还是要强调实力的提高和拓展，这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基础。其二，要强调观念因素对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在国际秩序的主流观念方面作出贡献。其三，要强调国际制度对国际秩序建设的作用。在构建新的国际制度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努力，实际上就是我们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要以东亚秩序建设为基础。因为对我们来讲，如何降低中国崛起的负面冲击，促进东亚稳定和发展，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认识，是中国当前最核心的战略内容。

　　高程谈到，中国的周边秩序观已经体现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设计之中。“一带一路”的理念是谋求中国和沿途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地区繁荣，以包容共生的态度对待宗教、制度和文化与我们不同的国家，不给这些国家附加政治条件，鼓励和欢迎所有国家都自愿加入。“这和美国越来越保守的俱乐部式的合作模式相比，具有高度的开放性。”高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