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总能唤起我们对传统的渴望和对往事的回忆。随着时代的变迁，小时候熟悉的街道或村庄定格在了记忆图卷中，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伴随城市化进程被拆迁、修整，这些承载着我们美好回忆的场所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中逐渐消失。然而，这些“记忆场所”不仅蕴含着丰富的集体记忆，也承载着多样化的地域文化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邵明正从事“记忆场所”研究。他表示，如果“记忆场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活化，势必会导致地方传统文化消解或断层，文化归属感缺失，曾经或正憩居于此的人们再难寻觅“乡愁”，他们的情感依赖、历史记忆与地方认同感也会受到极大削弱。

　　唤起普通人情感认同

　　“记忆场所”这一说法由法国社会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他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有非常大的贡献，于是他主张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来更好地拯救残存的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中国，记忆场所也可以理解为“乡愁”的重要载体。陆邵明认为，它是指现有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之外的特定地点，它凝结了一个国家、区域或者社区中某一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一种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遗产中典型性的元素，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记忆。

　　“为什么城市化进程中人们越来越难找到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面对这样的疑问，陆邵明认为，文化保护往往过于注重国家层面，只留下了历史文化的内核，而在城市化进程中，老百姓可感知和触摸的文化记忆往往是家门口的街道、居住过的小村庄、工作过的工厂或单位，是自己实实在在生活的地方。由于绝大多数记忆场所是普通大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场地，并不在文化遗产名录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盲点。

　　同时，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割裂，导致人、事、场地的脱节，只有将记忆场所中的物质与非物质的留存整合在一起，才具有唤起人们记忆和认同的真正价值。

　　营造良好保护氛围

　　保护和活化记忆场所是一项艰巨且漫长的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保护和活化的对象是什么？陆邵明坦言，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注的是建筑物和场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注的人或事。“最能够引起人记忆的是，那人那事还在灯火阑珊处。”陆邵明希望未来保护的对象更多地应当将人、事、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唤起人们的共鸣。

　　其次是为谁而保护？“某一个记忆场所，可以承载着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情感需求的人群的记忆，为此保护策略也应当是灵活多样的。”陆邵明表示，目前国内记忆场所保护的运作模式有两种，一是生活性的，二是生产消费性的。后一种所占的比例更大。但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实现记忆场所的延续，特别是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保护应做到何种程度，值得商榷。

　　陆邵明介绍，以往有些场所保护通过文字媒介如路名、建筑名来唤起记忆，或者通过曾经发生在场所中的事件模拟来感受记忆，这些尝试都值得鼓励。最为重要的是，保护路径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记忆遗产保护的趋势主要是整合保护，服务对象是生活于此的普通民众，我国越来越注重政府、市场、社区的协同合作，营造了良好的保护氛围，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迹象。

　　有效保护与活化

　　“保护”更多地是指不让面向过去的信息丢失，而“活化”则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输血”和“强化”，增强原有的活力，防止随着时代变迁而失去意义，无法实现下一代的传承和接续。

　　“从保护对象和元素来说，保护和活化并不矛盾”，陆邵明认为，矛盾只存在于人的利益冲突上，记忆场所不可能完全保护下来，也不可能将所有人的相关记忆都保护下来。因此，必须甄选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场所和内容，这就牵涉到不同人群的利益。另外，一旦谈到文化遗产保护就会涉及旅游开发的问题，在保护与活化工作中，往往会在取舍中偏向经济利益。

　　“政府、市场、与记忆场所紧密相关的人群，这三者的交集越大、耦合越好，则记忆场所保护与活化的矛盾越少。”陆邵明表示，“如何引导各方发挥各自作用，寻找避免利益冲突、实现最大效用的政策机制，是我们这些研究者所肩负的任务。”他希望，将来记忆场所的保护与活化研究成果能够“落地”，使记忆场所真正成为广大普通民众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信心的承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