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国新闻史探索还有相当的社会意义:民国新闻史是以国民党新闻史为主体,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有密切关联,两者属于既有斗争又有参照的两个传播系统。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价值取向;分析;中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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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是中国社会一贯的学术传统,继国家意义上的修清史之后,民国史学再度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已有相当学术积累的民国史探索不能炒冷饭,需要开辟新领域。
民国新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新闻史是民国史的重要构成,民国新闻史纂修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民国新闻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次,研究民国时期国民党报刊、广播以及民营报业,有利于以比较的视野深化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再次,民国时期的新闻史论是中国新闻学建设的重要构成,对民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组织等的揭示有助于今天的新闻理论及新闻学科的建设。最后,从新闻传播层面看近代中国毕竟有另外的学科背景与框架意识,民国新闻史探索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研究好了,有利于整体历史探索的推进。
民国新闻史探索还有相当的社会意义:民国新闻史是以国民党新闻史为主体,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有密切关联,两者属于既有斗争又有参照的两个传播系统。由此而论,把握国民党新闻史有利于了解其时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时评具体针对对象,这对理解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的历史渊源有帮助;研究民国新闻史,有助于把握台湾政情及其舆论宣传的历史及其现实用意,对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国新闻史研究大体分三阶段
早在20世纪20年代,涉及民国新闻业的新闻史研究已经起步,20世纪60年代以后更有推进,先后涌现如汪英宾、戈公振、曾虚白、方汉奇等杰出的新闻史学者,他们在史料积累、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大体而言,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民国肇建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为当事者编纂正在发生的历史,此阶段可视为民国新闻史探索的起步。1924年,汪英宾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报刊出版发达史》撰成,该文第三章专门探讨了民初军阀对新闻自由的诸多控制,以及五四新文化追求言论自由等潮流。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戈氏将中国报业划分为四个阶段: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民国成立以后”报业属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该书最后一章“报界之现状”涉及民初报馆组织、经营、法制等,也属民国新闻史内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张静庐《中国新闻记者与新闻纸》、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等均涉及民国新闻史,有参考价值。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民国新闻史因政治等因素多被简化为中共党报史的一部分,此阶段可视为民国新闻史探索的补充。这一时期的民国新闻史成果尤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两校新闻系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66年)、《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1962年)为代表;此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等大量史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出版为后来研究提供便利。但总体研究水准有待提升,正如方汉奇对这一时期大陆民国新闻史探索的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有严重不足。一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研究的面过于狭窄……对共产党党报党刊以外报刊的历史,很少涉及。二是对历史上的名记者、名编辑、名报人的研究和新闻业务史的研究严重缺失。”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新闻史研究整体趋向繁荣,相当数量研究成果涉足民国新闻事业多个层面,但尚未形成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民国新闻史著作。这一时期的民国新闻史成果涉及新闻法或政策方面通史性著作,民国新闻史的断代研究,民国新闻事业某一区域如上海等细致研究,也有民国新闻人物如邵飘萍研究等,新闻媒介个案如《大公报》研究等。
前人研究框架失当
由于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前人的研究框架存在一定问题。以往的民国新闻史涉足者多为报刊内容所吸引,一部活生生的民国新闻史被简化为报人或名记者的生平事迹介绍、报刊出版时间、地点、办报特色及政治背景、报刊业务等名词解释的模式。而时代思潮影响下研究框架失当,则可能遮蔽原本重要的内容。
就通史性著作而言,以方汉奇等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及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为代表。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计200余万字,若从第一卷第七章“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算起,至第二卷全部,涉及民国新闻史内容的部分将近百万字,占整个通史的三分之一还多。但该书历史分期采取的完全是革命史的分析框架。诚如主编方汉奇称:“维持十年没问题,再过十年就得修订了。”
具体而言,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研究框架受革命史影响,将民国时期新闻史划分为:民初新闻事业、五四时期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新闻事业、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显然,该历史分期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为主线,而在具体的专题论述中,媒介政治属性以及地理区域划分,又将作为整体的新闻事业过度分割,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初版于1966年,后多次再版,第6版为1989年。该书除第一章“总论”外,共17章,其内容框架颇具特色。《中国新闻史》涉及民国新闻史的内容亦有三分之一强,第六章民国初年的报业、第七章从“五四”到“北伐”的报业、第八章从“北伐”到“抗战”的报业、第九章抗战时的报业、第十章抗战胜利后的报业,此外,第十二章至十八章的专题部分均涉及民国时期的相关新闻传播论题。
总体看来,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受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甚巨,其诸多史实背后的学理逻辑分类的依据是社会有机体论。此外,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则因政治色彩过于强烈,民国新闻史的主体俨然成为国民党党报加所谓企业化的民营报业的发展历程,作为其时重要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报刊则以一章“中共控制下的新闻事业”草草了事,遮蔽原本生动、丰富的新闻斗争史。
由此而论,这些成果今天我们在借鉴的同时,也须注意其存在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BXW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168)、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项目(NCET-13-064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